戴敦邦（1938—），自号“民间艺人”，江苏丹徒人，著名国画家、连环画家，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上海市美术家协会理事，上海交通大学教授。1956年毕业于上海第一师范学校，长期从事儿童美术、连环画及古典文学插图创作，作品《五彩路》获全国连环画三等奖，《陈胜吴广》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野间插图”二等奖，曾为英文版《红楼梦》绘制插图、担任央视电视剧《水浒传》人物造型总设计。他自幼倾心“三毛之父”张乐平先生的漫画艺术，从少年读者、美术编辑而至忘年知己，亲历张乐平先生创作生涯与生活点滴，深受其艺术道路与为人品格熏陶，对先生的人品艺德满怀敬意。本文为《“民间艺人”——戴敦邦口述历史》（上海书店出版社，即将出版）选段，以第一人称视角，真实记录了这位德艺双馨、深受人民爱戴的艺术大师的鲜活过往。

张乐平（右）与戴敦邦

一、少年结缘：从三毛迷到初见恩师

　　1947年，我在西城小学读三四年级的时候，张乐平老师的三毛人物漫画已经广为流传。因家里不富裕，我又实在喜欢，就省下每天买大饼、油条的早餐钱，买了一本《三毛从军记》。为买“三毛”，我几乎一个月没吃早餐，终于有了第一本属于自己的课外书。

　　人家小时候读的童书，我都没看过。我读书就从张老师的《三毛从军记》开始，看了之后又悲又喜，情绪跟着三毛走，仿佛自己化身主人公，真切体验了一番人物的喜怒哀乐。

　　我第一次见到张老师本人，大约在1949年前后，远远地，不大真切。当时，他在上海大新百货公司举办过一次三毛原作画展，就是现在的南京东路第一百货楼上。宋庆龄先生很支持，将之作为一场慈善活动，包括义卖原作及各种水彩、素描、写生画等，准备筹款创办“三毛乐园”，收容流浪儿童。

　　当时我只有11岁左右，算张老师豆芽型的粉丝，一早就去排队看展览。队伍很长，延伸到西藏路上，大人小孩都有，我赶快挤进其中。

　　后来随着队伍往前移动，走上长长的楼梯，我看到了偶像张乐平老师。他众星捧月地坐在一群人中，不少是小朋友。我人小，只远远看到他的头顶。现场出售三毛纪念章，我没钱，买不到。多年后，张家后人送给我一枚。我弥补了遗憾，珍藏至今。

　　1950年，《解放日报》连载“三毛”，我每天追着看，看后不过瘾，开始自己临摹。以致形成习惯，报纸一来，同学们就会送上，让我先临摹。

　　我再长大一点，在敬业中学读书的时候，张老师担任上海美协副主席。他组织召开过几场美术座谈会，其中一场邀请部分擅长美术的学生参加。因为敬业中学课外美术小组声名在外，上面通知选派代表参加。我作为代表，有了再次与张老师见面的机会。而且，我还在会上发了言，与张老师面对面做了交流。这次近距离的接触，让我激动不已，请张老师在我的小册子上签名。他签名，并画了个三毛头像。

　　此后，我对三毛更加痴迷，这个系列每出新作品，不是购买，便是临摹，一路追捧。这期间，我已经开始画连环画和插图。1956年从上海第一师范学校毕业后，很长一段时间，我一直在从事儿童美术工作，尤其是在中国福利会下属的儿童时代社做美术编辑期间，张老师是《儿童时代》的重要作者，单位指派我对接联系，我们接触开始频繁起来，以至张老师的二女儿朵朵后来说我：“你上午来了，下午又来！”

　　我最初登门取送画稿，张老师的岳母看我只有十八九岁，在她眼里也是个孩子，对我特别热情，请我进门。

　　张老师也为人厚道，没有架子，从不把我这个小青年当作跑腿的晚辈，而是平等对待，平起平坐。别人都叫我“小戴”，他让几个孩子叫我叔叔。他家有七个孩子，四个男孩子，三个女孩子。当时最小的男孩儿，只有3岁的样子。大一点的与我年龄接近。实际上，我和张老师相差28岁。他出道早，是前辈，我们该算两代人才对。

　　张家离我工作的编辑部一站路距离，步行约二十分钟。有一次我去他家，路上被雨淋得全身湿透，他拿自己的汗衫和裤子给我替换，让我穿上。

　　张老师应该是爱干净，有“洁癖”的。当年他独睡的画室内，有一架折叠行军床，一床蓝印花布被子，一条草绿色军毯，折叠得四周棱角分明。我每次去，看到床上用具，似乎从未走样。我想张老师在抗战时期有过军旅生活，大概那段经历养成的作风。他将贴身汗衫给我穿上，使我十分感动。

　　有一年，春节期间，我给张老师拜年，请他去南京路新雅饭店小酌。餐毕，张老师兴致更高，带我过一条横马路去一家叫“大观园”浴室洗澡。

　　我一听，顿时头脑轰然，自知因家里条件所限，已有数月没有洗澡，此时要脱衣裸体，说不定酸臭之气吓到张老师。当即支吾着说就不相伴了，家里还要来客人，我妻子嘉华已经上班去了，没人接待。这次，我差点在张老师面前展示了一回“臭态”。

画家张乐平笔下的三毛

二、亦师亦亲：厚意深情暖平生

　　“文革”后期，我在上海工艺美术研究所编绘参考资料。当时孩子生肝炎，医生嘱咐增加营养。所谓营养，也不过是鸡蛋和糖，但家里没有。这两样供应紧张，有钱也比较难买。其时张老师刚落实政策不久，听说我孩子生病的事情后，将自己的鸡蛋和糖，亲自送到工美所。

　　那天，张老师手提东西，走到工美所门口的传达室，说要找戴敦邦，我叫张乐平。门卫师傅问他：“张乐平是谁？”

　　过一会儿，我出来了。他看着门卫师傅，对我说：“他问我，张乐平是谁。不让进门，所以把你叫出来。知道你小孩病了，需要营养，我现在有了鸡蛋和糖，送给你小孩子吃。”

　　差不多同一时间，张老师去少年儿童出版社工作，恢复了一切待遇，政治上担任政协委员，经济上得到一笔稿酬。稿酬有限，通过儿童时代社转手交他。张老师很高兴，也想让大家高兴高兴，就在市政协礼堂餐厅安排了一次宴请。

　　市政协礼堂餐厅，我之前没来过，不对外营业，只供应内部人员。菜做得极好，要不是张老师请客，我们都没机会走进这里。

　　参加宴请的来客，都是与他同事或合作过的作者，包括为他诗配画的萧丁，就是数年后擢升为《解放日报》总编辑、曾任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的丁锡满。以及《儿童时代》的主编盛如梅和一位编辑。我这个张老师的忠实“跟屁虫”当然也在受邀之列。

　　具体吃了什么，早已忘记，反倒比不上后来与张老师一起，在一家不起眼小饭摊的记忆深刻。

　　那家饭摊位于凤阳路附近一条小马路旁，外搭有大篷。我和张老师各自在一大碗里盛放了一块硕大的咸肉，红白相间、肥瘦相融。又各要了一大碗白酒，约有半斤多。也算大口吃肉，大碗喝酒，看似简单粗放，但极对我和张老师的胃口。

　　我们颇有酒逢知己之感。酒尽杯空，碗内大肉所剩无几时，张老师起身，端起盛有剩肉的两只碗走向灶头。我马上明白其意，不敢劳动前辈，想争过双碗，自己去办。张老师十分坚持，稳当地把握双碗，回头与我相视一笑，说：“侬坐着不动，依也不会。”我看见他出账后，请阿姨往咸肉里加了些豆腐烧汤。等张老师回来时，我们便有了一人一碗白饭配咸肉豆腐汤。

　　1977年底，我应外文出版社之邀去北京，画英文版《红楼梦》插图，住在友谊宾馆外围的裙楼里。张老师是全国政协委员，因为开会，也来到北京，住在友谊宾馆。他知道我近在咫尺，就联系上我。

　　有一天大会招待政协委员晚宴。回来后，张老师打电话给我，说：“戴敦邦，你过来。”我问：“啥事情？”他说：“好事情，快过来。”

　　等我们一见面，他从怀里的公文包中拿出一个包着的大明虾。对我说：“我对侬好吧！带回来与侬共享。”说着又从公文包里拿出一瓶二锅头。

　　那个晚上，我们老少两人共同品尝了宴会上带回的明虾和二锅头。我想张老师带回这个明虾着实不易，大家来北京开会，家人不在身边，没人带东西回去，何况高档宴会，众目睽睽之下，也不好意思打包。张老师的明虾不吃，裹起来放进包里，别人肯定觉得奇怪，他却不管不顾，想着我这个晚辈。

20世纪七八十年代，戴敦邦在进行书画创作

三、艺境精深：令我折服的真功夫

　　张乐平老师是底层出身，我也是；他没什么学历，我也没拿到敬业中学的毕业证书。而最令我崇拜折服的，是张老师观察社会，提炼出三毛艺术形象的表现能力。我与张老师相识几十年，奉其为师。张老师点拨我、启发我、鼓励我，我从大师身上受益良多。

　　和张老师熟悉之后，他偶尔让我帮忙做事，比如擦橡皮。因他实在太忙，有时来不及，而且这些稿子都为我们杂志社创作，我年轻，帮忙理所应当。最初我想，擦橡皮没什么难度，我是美术编辑，擦橡皮也不陌生。但是想到是张老师交代的任务，擦起来仍比平时特别用心些。擦完之后，递给张老师。他先看一眼，然后举起来，对着光仔细看，看到了少许污处，自己又细擦一遍。

　　擦橡皮看似简单，但要擦得干净，且不能把稿子弄坏，却不容易。这样的大画家，认真对待自己的作品，细致如此，我很惭愧，更从中体会到老一辈画家一丝不苟的艺术态度。

　　当年，张老师创作任务多、社会活动多，在上海美协和中国美协都有职务，找他的人也特别多。有时候他正给我们社画画，有电话追过来，要他去北京开会，马上就得走。此时，铅笔稿已经画好了，墨线还没有勾，他就转头对我说：“我实在来不及，你帮我勾一勾。”我说：“好，但是三根毛我实在画不来，没有这个艺术水平！”

　　三毛头上的三根毛，乍一看以为不过如此，行家一上手就知道功夫了。真是绝活儿，有动感，有情感，且根根生在头皮之中，像好面条一样有韧劲。我画出来的，要么像钢丝一样硬邦邦，要么像蚕丝一样软绵绵的。这一关，我到现在都没过，画人物，其他的都行，也自信，就是这三根毛仍旧画不灵。

　　这三根毛的灵动，就是张老师超凡艺术实力的体现。他艺术功底扎实，有童子功，得自家学渊源。张老师的母亲也是我尊敬的民间艺人，擅剪纸，剪得灵动多变，非常精彩。张老师也会剪纸，而且能剪群像，并且还有表情，有面目，可谓巧夺天工，难得的绝技神活。他剪的豫园九曲桥，上面挤满人，各种形态，有鼻子有眼。画上尚难处理，何况用剪刀和纸，高难度不言而明，这是真本事，令人叹为观止，更该称为绝技。

戴敦邦笔下的三毛

　　张老师曾亲自教授我人物画的开笔玄奥。遗憾的是，当时我尚年轻，茅塞未开。那次我站在他身侧，看他埋头作画。他突然转身问：“戴敦邦，你画人怎么画，讲讲看？”

　　虽然张老师是大画家，但我也靠画画吃饭了多年，我想总离不开基本路子，就说：“画人嘛，立着的时候七个头，坐着五个头，蹲着三个头。从鼻子开始画起，上面五官，二等分再……”我说的是头和身体的比例，边说边用手在桌子上比画。

　　他摇摇头，说：“你是这样画的？这啥本事，不算啥本事。”

　　我问：“张老师，那啥叫本事呢？”

　　他说：“本事就是你一起画笔，从人体任何一个部位，任何一个肢体角度，比如说小脚趾、大脚趾、手、臂，从哪里开始起笔都能把一个人全部画出来。人体解剖结构比例准确，解构要完整，动态神韵都要画出来。”

　　我听了，有点不大相信，但无言可对。

　　张老师看我微露质疑，说：“那你看好了。”

　　随手捉笔，画了个二娃子。真是从小脚趾头开始，倒着往上画，完成一个趴在地上的小孩。我当即震惊，佩服得五体投地。这个水平，我至今画了几十年也达不到。即使从脚画起，画到膝盖以后就画不上去了。还是只能以头部和四肢定了位，才会落笔。

　　我珍藏有一幅张老师送的画《戴红领巾的三毛》，宣纸水墨，时间是1978年。张老师主动赠送给嘉华，并说了句“送给嫂嫂（借用张家孩子们的称呼）的！”这成为我们彼此间情谊的见证，我每每看到画中三毛，总是对张老师的艺术钦佩不已。

　　后来有一次，上海美协开会，提到艺术创作，有人展望未来，雄心壮志地说要努力超越张乐平。我在现场，实话实说：“超不过的，目前我还没看到有能超越张老师的人，包括我自己。我算画得好的，但是和张老师有根本差距，还在向张老师学习。”我感觉，此生难以企及已是铁定事实了。

四、神来之笔：鲜为人知的艺术品

　　张老师曾为上海大公滑稽剧团画过一套《阿Q正传》人物，专用于舞台上演员造型和服饰。出彩的神来之笔，画出了人物身份、个性和其代表性表演特征，并把演员的生活特征、习惯动作融合在舞台演出之中。看了此造型画，你就能选角，看出哪位演员扮哪个角色最合适。

　　这套画稿在私人手中，当年我有幸一见，观之不由激动得流下眼泪，感叹张老师神来之笔，视之为现代中国人物画绝品之一。我后来也做过电视剧人物造型，但没有张老师的出彩、到位。张老师是真有本事！

　　因年代特殊，画稿收藏者见我如此失态，颇为担心，警告我说：“因为信任你，你又与张乐平关系亲密，是懂行的人，才让你开眼看看。向我发誓，绝对不能张扬出去。”我即立誓，严正声明绝不向任何人道及此事。

　　可我还是没忍住，后来在张老师面前提起过这套阿Q人物滑稽戏造型稿，绘声绘色地描绘起所见的阿Q人物图，手舞足蹈地伴以画面中阿Q的种种动作，并说了我的感受。还问其这套画稿现在哪里，在何人之手？

　　我想，张老师是画稿作者，当然知道内情。但他听我讲完，没有追问，也未过多解释，似有特殊年代造成的无奈。我倒得寸进尺，请求他也给我画一幅阿Q造型，我要刻在砚台盖子上，每日细看。他最初并不答应，后见我不断无赖纠缠，且诅咒立誓地保证不声张，最后无可奈何地对我说了一句分量重的话：“我这不啻于把性命交给了你。”

　　张老师和收藏者都不愿将这套画稿披露于世，也许背后颇有隐情。但张老师对我的信任，很让人动容。后来我找人将这幅阿Q刻好，永葆生花妙笔。

　　至今这套完整的阿Q全剧人物画稿仍旧下落不明。前几年我将此事告诉了张家阿四慰军。这是神来之笔的天才作品，若毁失或沉埋于风尘之中，我实在心有不甘，更有何面目面对张老师生前对我的种种厚爱呢！？

　　慰军曾设法联系收藏者，得知收藏者已去世多年。线索中断，阿Q画稿便再杳无踪迹。

　　这件事成为我的一个心结，始终耿耿于怀。这套艺术神品应该收藏进国家博物馆，让更多人得见它的精彩。而且张老师应传世的经典作品远不止于此，还有《三毛和阿廖沙》，以及酒兴之余，随意执笔点墨画在绯红蟹壳上的张正宇先生写真醉态。

　　1958年，苏联国宝级漫画家叶菲莫夫来中国艺术交流。中方委派张乐平老师对阵。中苏两位顶级漫画家合作，画了一幅《三毛和阿廖沙》。为尊重来宾，现场请叶菲莫夫开笔。他画了一位苏联少先队员，黄头发、大眼睛、高鼻子，穿苏式学生装、皮鞋。张老师随即补画上三毛，圆鼻头、弯弯眼。当年中国小学校没有校服，张老师给三毛穿上北方式样的老棉袄、棉布鞋，头戴老棉帽，帽耳卷起，三根毛外露，飘逸灵动。这幅画难度极高，画面上两个儿童，既相对独立又有互系红领巾的动作联系。张老师后动笔，但三毛的全部用笔着色与阿廖沙融合一体，难分彼此。

张乐平与苏联漫画家叶菲莫夫合作的《三毛和阿廖沙》

　　叶菲莫夫艺术地位极高，是苏联人民艺术家，曾两次获得斯大林奖金、一次苏联国家奖金。与苏联老大哥的王牌大师合作，不自信者早已怯场，甚至丢盔弃甲。张老师的表现却极为精彩，作为后画者更是棋高一筹。我想懂艺术的叶大师，当时也该有神会之感。

　　蟹壳上的张正宇先生写真醉态则是另一件趣事。“文革”后期，我常去张老师家。有时候京沪等地同行朋友来了，张老师就买酒菜招待，偶尔召我陪坐。

　　漫画家方成先生从北京来，又随了不少北京、南京的朋友一起去拜访张老师。这时候我就帮忙拿上锅子、篮子、空瓶，与张老师步行到宝庆路下面防空洞改的饭店，去买几个冷盆热炒和散装生鲜啤酒。至今，我还很怀念散装啤酒，新鲜好喝，便宜又方便，可惜现在难觅踪影。

　　很多时候，灌好啤酒，坐等炒菜出锅时，张老师对我说，若啤酒里的气跑完了，味道就不灵了，把我们二人那份先喝掉吧！我当然赞同，又感觉不妥，犹豫不决。他含笑说：“你先喝吧，不要紧的。”

　　秋季，大闸蟹上市，有一天我去张老师家取稿。恰逢午餐，见他与另一位先生对弈将毕，酒意还浓，两人脸上红扑扑的。桌上几片蟹壳伴着酒杯、酱醋、筷碟狼藉地堆砌。一枚蟹壳在张老师面前，很特别，细看，上面蘸画有一个脸型，头戴法式帽、绯红脸颊、酒意正酣的双眼似朦非朦，更具艺术家气质的流露，正是他面前对杯者。

　　一枚被食尽膏肉的蟹斗，在张老师手中，三两点笔墨，点化出对坐酒友。这种酒脱幽默的神来之笔，我顿感震撼、服帖，惊讶得忘形，由衷地自胸中冲出“画神”二字，“画神”张乐平之“神”非常人所具有。

　　后来知道，蟹斗人物非是旁人，乃大名鼎鼎的张正宇先生，张光宇先生的胞弟。我对这枚蟹壳画印象太深刻了，因念念不忘，多年来，曾于画案边积下累累蟹壳，总想着要在蟹斗上画就一套水浒众好汉脸谱。无奈提笔方知其难，所作艺力不足，终至未成。

2025年，本文整理者在戴敦邦先生画室采访

五、怀念恩师：绵延至今的温暖情谊

　　人家都说，本事大的人脾气也大。难得张老师性情好，脾气温和，待人宽厚。我认识他许多年，只有一次见到他很严肃的样子。

　　“文革”结束后，张老师又推出系列漫画《三毛学雷锋》《三毛爱科学》《三毛与体育》等，一时三毛题材再次红火。此际，上海出现一部十分叫座广受欢迎的滑稽戏《三毛学生意》。由于借用家喻户晓的“三毛”名讳，观者踊跃，异常火爆。一天，张老师埋头作画，我站在旁边“偷艺”，随口问道：“三毛学生意了，依去看过了吗？”他当时低着头，突然抬起来，板着脸说：“侬以后不要同我讲这件事情，这同我毫无关系。”我也就不敢再说下去，至今不清楚原因。

　　另有一年，张老师从北京开完文代会回沪，情绪高昂，组织一个由他发起的座谈会，关照我到时候跟随他一起去参加，还通知了不少漫画家和报社美编等人。我不是美协会员，但一直是张老师的“跟屁虫”。

　　座谈会安排在中山公园。张老师发言时提到一件事，说自己在北京开文代会期间，晚上有次文艺演出，阿羊哥（指叶浅予）到场，随即拿出本子速写台上舞蹈，而自己什么都没带，难为情！又说阿羊哥本事那么大，还时时画速写，所以今天提醒大家，不要忘记提高自己本事，特别是画人物的，哪能不画速写呢！成败得失要靠基本功的锤炼。如同演员练功，一日不练，自己知道，二日不练，同行知道，三日不练，观众知道……这番老艺术家对人物画坛晚辈的谆谆教诲，真是苦口婆心。

　　晚年，张老师住在华东医院。有次我和嘉华带着蒸好的两只甲鱼去探望。他高兴得不得了，在一室相处的病友面前，开心享受般地说：“我今天吃火腿蒸甲鱼了！”

　　那时，医生给他换了房间，床上放了一块板。他说好，自己又可以画画了。

　　他同我讲，自己有时候也很痛苦，有人说新社会了，三毛怎么还那么瘦，怎么还是三根毛，是营养不良吗？这些伤害三毛形象的奇谈怪论，刺痛着他的心。

　　张老师因此一度想转画其他内容，也确实画过歌颂新社会的三毛，一个稍胖的小男孩。也画过花卉、人物的配景，而且很受欢迎。他对我说：“戴敦邦，这两笔我也会画啊，想考虑考虑也要画啦。”我接口说：“这是明摆着的事实，你比他们画得好多了！”

　　过几天，我问他：“考虑好了吗？转型画花卉吗？”他说：“算了，以后吧。”当时他是上海美协副主席，有头衔、资格老、地位高，怕说抢别人的饭碗，被人误会。

　　其实他真画得好！以前他在我们《儿童时代》连载过两年彩色连环漫画《小猫咪咪》，塑造了一只活泼可爱的小花猫，创作出很多妙趣横生的故事。画面构图简单，色彩明快。晚年他画单线黑白的猫咪自娱，也很精彩。

　　1992年9月，张老师驾鹤西去。追悼会上根据他的愿望，没有放送哀乐，而是放《友谊地久天长》，这曲子还有一个名字，叫《一路平安》。亲人们也没有表现得太过悲伤。张老师名气响，喜欢他的人多，来参加追悼会的人也特别多，还出动了警察维持秩序。

　　张老师过世后，我们两家没有断了联系。每年我都记得去看望张师母，送一个红包给师母拜年。师母对我也很有感情，临终时特意关照孩子们，说：“还有一瓶XO，你们不要吃，送去给小戴叔叔。”后来他们果然遵师母遗嘱，把酒送了过来。这瓶酒我舍不得喝，现在还藏在家里。

（采访、整理者邢建榕为上海市档案馆原副馆长，魏松岩为上海市档案馆馆员）

责任编辑 姚亚茜

——摘自《世纪》，2026年第4期（总第19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