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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三毛为国从军

1937年七·七事变,日本挑起全面侵华战争,中华全民族抗战正式爆发。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爱国的文艺工作者以各种形式展开了抗日救亡运动。张乐平参与发起成立了上海漫画界救亡协会,编辑《救亡漫画》刊物。八·一三淞沪会战发生的当月,上海一群热血漫画家在民众爱国热情的鼓舞下,主动放弃了相对安逸的生活条件,组织了救亡漫画宣传队(全称“上海市各界抗敌后援会宣传委员会、漫画界救亡协会漫画宣传队第一队”),于8月31日离开上海,投身到轰轰烈烈的抗日宣传洪流之中。救亡漫画宣传队由叶浅予为领队,张乐平为副领队,队员有胡考、特伟、席以群、陶今也、梁白波,这七人戏谑地自称为“七君子”。以后漫画宣传队在转战的过程中, 宣文杰、 张仃、陆志庠、廖冰兄、陶谋基、叶冈、黄茅、麦非、周令钊、刘路得、廖末林、章西厓、叶苗、丁深等也陆续加入其中。

漫画宣传队来到了南京,一个星期之内便赶出了大小200多幅漫画,并举办了抗日漫画展览,盛况空前。漫画队还绘制了大量的作品供巡回展出、招贴、散发。虽然当局的态度令人失望,但是漫画队得到了广大老百姓的热烈支持,他们的活动鼓舞了士气,也增强了中国人民的抗日决心。

1937年11月,漫画宣传队撤退到武汉,创办了《抗战漫画》半月刊。张乐平是全国漫画作家协会战时工作委员会15名委员之一,他除了编辑《抗战漫画》、绘制抗日漫画外,还陆续发表了几幅宣传抗日的三毛漫画。我们现在能看到的有五组,即《三毛的大刀》、《三毛的爸爸》、《可以智取》、《从敌人枪刺下逃出的三毛》、《游击战术》。这里面的三毛蕴含着张乐平忧国忧民的真挚情感。如果说1935年刚刚诞生的三毛,表现的是孩童日常生活趣事的话,武汉的三毛则洋溢着作者对中华民族深沉的爱。这时的三毛漫画都围绕着一个主题——抗战。

漫画宣传队隶属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部长陈诚,副部长周恩来、黄琪翔,厅长郭沫若)。在队长(原领队)叶浅予分管三厅美术科工作及编辑《日寇暴行实录》期间,漫画宣传队的队务由副队长(原副领队)张乐平主持,他还率领一部分队员去安徽宣传抗日。紧张而繁重的绘画任务和宣传工作,使张乐平无暇顾及三毛形象的艺术创作。直到抗战胜利,他没有再创作三毛漫画。

漫画宣传队经武汉撤退、长沙大火之后,来到了桂林。经过内部整顿,最后决定兵分两路,其中一队暂留桂林,后由特伟为队长撤往重庆,另一队以张乐平为队长,于1939年春毅然奔赴华东战区战斗前线。

他们到达浙江和江西后,在抗敌演剧七队、五队的配合下,不断巡回展出抗日漫画。当时,张乐平担任《前线日报》副刊《星期漫画》的主编,并负责编绘油印的《漫画旬刊》,供分发到各地张贴及潜入赣浙沦陷区散发。张乐平与队友们一起创作了一批又一批漫画作品在各地流动展览,在《大风》和《浙江潮》等刊物上发表或出特刊。张乐平还深入前线,画了许多素描、速写等,举办个人战地素描展览会。

就在个人画展上,张乐平认识了正在金华出演于伶的《夜光杯》和吴祖光的《凤凰城》的浙江中心剧团的主要演员冯雏音。冯雏音出身于书香门第,其父冯步青是上海有名的律师,《鲁迅日记》中曾提到,鲁迅先生请冯步青出面为家里的女工阿花主持公道。冯雏音也是为了宣传抗日离开上海的,后来她成了张乐平的终身伴侣,两人同甘共苦50余年。

1940年底,漫画宣传队接到了被迫解散的通知,队里的人有的改行,有的他去。然而张乐平并不放弃,他于1941年7月在江西上饶又重组漫画队,并仍任队长,仍以“漫画宣传队”名义开展抗日宣传活动,还创办了漫画训练班和漫画刊物。1942年8月,张乐平携家来到赣州,主编《大同漫画》等及编辑抗战丛书,继续以漫画为武器宣传抗战。抗战后期,张乐平在广东兴宁和梅县画抗日漫画,专供美军第十四航空队配上日文印成传单到敌区散发。美军为张乐平专门成立了配有英文、日文翻译的创作工作室。

张乐平在艰苦的条件下,在枪林弹雨和硝烟弥漫的战争前线上,创作出了一幅幅精彩的作品。正如张乐平后来回忆这段经历时所说:“虽然在八年的艰苦奋斗中,由于物质条件的限制,从大壁画到布画,由布画改绘磅纸,由磅纸而草纸,由制版而改以刻木,我们从没放弃过一刻的岗位。”

抗战时期,张乐平创作的抗日漫画和宣传画, 散见于社会日报、救亡漫画、战斗画报、战时日报、半月文摘、抗战漫画、抗战画刊、战时画刊、国家总动员画报、抗战日报、 自由谭、刀与笔、大风、良友、浙江潮、浙江妇女、前线日报、东南日报、漫画旬刊、士兵之友、兵与民、大同报、大同漫画、正气日报、青青电影、现世报、世界展望、电影周刊等报刊杂志上, 更多的是大量直接用于宣传的传单、招贴、布画和壁画等。

在抗战的八年中,张乐平以笔为武器,转战在沪、苏、鄂、皖、浙、湘、桂、赣、闽、粤诸地,他是当时在中国坚持战斗在前线时间最久的漫画家。当年的漫画宣传队队员叶冈曾说:“张乐平是漫画队的当家人,也是自始至终厮守的最后一个。全队星散后,只剩他一人还在孤军作战。”

张乐平后来回忆起当时的情景,不无感慨地说,漫画宣传队创作的作品“当时贴遍江南城镇街头,起了振聋发聩的作用。回想当年我们在警报频仍中闭窗秉烛作画的情景,至今犹觉热血奔涌……我这个漫画兵从1937年画到1945年,经历了抗战的全过程,武器就是一支画笔。现在回过头来看看当年的作品,虽不成熟,笔底感情却是真挚的。激于民族的义愤,我们曾以苦为乐,不负祖国的托付,尽了自己的职责。”

漫画宣传队的作品,曾经发挥了极大的宣传作用。中国空军第一次越海“空袭”日本本土,携带的不是炸弹,而是抗战宣传品,其中许多传单上配有漫画宣传队绘制的漫画、宣传画。敌人艺术宣传队来到长沙后,看到了漫画宣传队绘制的巨大醒目的壁画和日文标语,有若干人艺术天良被激发而放下画笔黯然回国。漫画队队员的出色表现,曾使得日本漫画界承认给中国漫画界打了败仗。这场可歌可泣的漫画殊死战检阅和考验了漫画队伍,在中国漫画发展史上树立起了一座巍峨的丰碑。虽然这段血与火铸就的历史,特别是漫画宣传队在东部地区的战斗,早已鲜为人知,但就是这段经历,成了张乐平日后创作《三毛从军记》的丰富源泉。

日本无条件投降后,张乐平由汕头乘海轮到香港转车至广州,搭乘美军运货机于1945年11月20日回到上海。他满心欢喜,本以为可以天下太平,老百姓能够安居乐业。可是,偏偏天不遂人愿,农村田野荒芜,城市工厂倒闭,老百姓人心惶惶。他到达上海后,所见的是满目疮痍、乞丐成群、垃圾满街、商品匮乏的萧条景象。上海滩仍是富人纸醉金迷的天堂,穷人苦苦挣扎的地狱。

人们对抗战胜利的狂喜还未完全散尽时,物价飞涨的阴霾便深深地笼罩在这片历经沧桑的土地上。在通货膨胀的上海,原来能在高级饭店里摆上好几桌的钱,现在只够买几块烧饼了。接收大员和暴发户们终日花天酒地,美国兵挟着时髦女郎开着吉普车在马路上横冲直撞,“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惨景越演越烈,深重的愁苦与愤懑弥漫在民众之中。然而当局对战后社会病态的日益严重束手无策,甚至不管不问,而所谓的“民主选举”却又是腐败丛生。

全国漫画家协会由重庆迁回上海,选举张光宇、叶浅予、张乐平、丁聪、廖冰兄、沈同衡、余所亚、张正宇、张文元、特伟、汪子美等11人为理事,叶浅予为主席。上海再次成为全国漫画创作中心。至1949年5月,张乐平的漫画作品主要发表在大公报、申报、文汇报、辛报周刊、益世画刊、海风、中国文摘、文汇半月画报、正言报、世界晨报、现象、益世报、清明、民间、评论报、风光、电影话剧、大家、月刊、青青电影、宇宙、周末影剧、儿童世界、裕民、儿童生活、开明少年等报刊上。张乐平明确地表态:“现在敌人虽已屈服,但我们决不能因此而解甲,在复新的环境中更需认清立场,公正严肃地继续努力。”

当上海各报刊的编辑们得知这位十年前在上海滩大名鼎鼎的漫画家回来了,纷纷作了报道并向他约稿。 许多老上海人对张乐平30年代创作的三毛漫画还记忆犹新,一些朋友也鼓励张乐平继续把三毛画下去。于是,他又重新构思创作了阔别已久的三毛新形象。有了八年抗战的丰富经历,这时的张乐平思想更加成熟。

1946年1月,匿迹八年之后的三毛在《海风》期刊上,再次和广大读者见面了,内容辛辣讽刺、针砭时弊,张乐平通过三毛这个小人物来揭示当局的腐朽和社会的各种弊病。这时的三毛漫画从早期的趣味性发展到了现在的战斗性,完成了一次质变,标志着张乐平创作上的重大飞跃,也预示着传世之作《三毛从军记》和《三毛流浪记》的诞生。

接着,连环漫画《三毛从军记》问世了,于1946年5月12日至10月4日在《申报》上连载,共发表120幅。紧接着,张乐平又创作了《三毛外传》,于1946年11月4日至1947年1月9日连载在《申报》上,共发表52幅,后由四方书局出版单行本。

《三毛外传》的风格接近于早期三毛,其漫画造型艺术已显得很成熟,高度概括又见剖析力度。在这部作品中,三毛形象的塑造已基本定型:大头,冲额角,翘鼻子,阔嘴巴,圆而大的眼睛,身体纤细瘦弱,喜怒哀乐表情善变;机灵活泼,天真可爱,滑稽幽默。

黄永玉曾谈到小三毛的形象:“你别瞧‘三毛’三笔两笔,临摹容易,自己画起来特别难。不信你试试看!这不是学的,是修炼出来的。”“乐平兄的长处,恰好是目下艺坛忽略缺少之处。古人所谓‘传神写照’,他运用得最生动流畅。不拘泥于照片式的‘形似’,夸张中见蕴藉,繁复间出条理。”

在《三毛外传》中,故事的主角小三毛又成了城市寻常人家的顽童,滑稽可笑,调皮捣蛋,一个个看似平常的生活情景,充满了幽默却又耐人寻味,有的还触及了社会问题,蕴含着对社会的尖锐讽刺。如《哭哭笑笑》中三毛看到小朋友摔倒了就幸灾乐祸地笑了,谁知自己却撞到了木桩上,疼得直掉眼泪;《原来如此》中三毛偷偷割开圣诞老人的礼物袋子,掉出来的竟是些饿死鬼、战死鬼、冻死鬼的骷髅头;《委曲求“钱”》中三毛为了拿到叔叔的红包,使劲儿给叔叔磕头,太卖力了,裤子都扯了,也没拿到钱……这是一部艺术水准很高的漫画作品,在三毛诞生80多年后的今天,仍在出版发行,受到了读者的喜爱。

当然,奠定张乐平大师级地位的作品还是《三毛从军记》。张乐平结合自己的抗战经历和所见所闻,另辟蹊径,以漫画的独特语言,把打日本鬼子这样严肃的场面,描述得妙趣横生、引人入胜。同时,用三毛这个小孩子的眼光,打量这个复杂的大兵营,从中窥见当官的见利先得、以上欺下等丑恶现象。《三毛从军记》虽然秉承了张乐平幽默诙谐的风格,但幽默之中蕴含着深深的讽刺意味。

《三毛从军记》调侃国民党的军营生活,极富戏剧色彩,三毛回到了以前的调皮模样,自然也不免受些皮肉之苦。比如,藏到草堆里打日本鬼子,误把酒瓶当作手榴弹,和老兵斗嘴,帮军官打伞、下河捞拐杖等等。这样一来,就给严肃的战争场面添加了许多趣味和意想不到的戏剧效果。主角三毛虽然是抗日战士,但毕竟还是个孩子,他的一举一动、一笑一颦,还是充满了孩子的天真和可爱。做点小动作,玩点小花招,有时还真能派上用场立上功。但是这时期的三毛,已有一点成人化的倾向,外来的侵略和社会的不公,促使了受压抑的孩子心灵的早熟。这部作品以精致独到的笔触,扎实的生活素材,合理又不失夸张的故事情节,诙谐幽默的艺术感染力赢得了广大读者的喜爱,社会反响很大,甚至引起国民党政府上层人物的注意。

1947年2月,《三毛从军记》全套共三册单行本,由大鹏书报社出版。张乐平为《三毛从军记》单行本写了序言,全文如下:

“三毛是十年前的人物,按理十年之后,该已长成一表人才了,但是我现在仍旧画三毛,而且画老样子的三毛,其原因便是我觉得三毛的生活环境,十年之中一成未变。十年前的三毛拾垃圾睡马路,十年后的三毛依然不见进步,其精神上稍有不同之点,便是十年后的三毛学起大人模样在马路上兜生意,抽美国香烟屁股,喊‘哈啰!乔埃’了。三毛的问题既然如此的多,因此我觉得画不完,写不尽。

“‘从军记’在八九年前是个新鲜动人的题目,但是八九年后便是乏味的老调了。弹老调不讨人欢喜自是理由以内的事情,不过我鉴于八年之中男女老少人人参战,三毛如不参战,在情理上讲,有点不通,所以不管三七二十一,任他合格不合格,决定要他报名当兵。冲动之下,不免毛病百出,譬如从三毛的年纪上讲,投军从征,本不大合理,如其故作渲染,便不近人情,假若说一无勇气,也未免有失从军本义,因此在军营之中,如何恰当地安排这个脚色实在困难。不得已之余,我又把三毛画成丑角了。历年以来,我最感伤心的便是有意无意都将天真未凿的三毛画成了小丑一路的角色。三毛的问题虽多,但此问题责任不在三毛本人。我天天画三毛,天天发现三毛的顽劣缺点,因此盼望三毛的生活环境得能改善的心情也特别殷切。

“写‘童话’难,画‘童话’恐怕更不易讨好,希望朋友和读者多多赐我意见,俾得改进。”

解放后,在长达30多年的时间里,《三毛从军记》没能再与读者见面,直至1983年才获准出版。至今,已经有多家出版社出版了《三毛从军记》,累计出版达数百万册。这部作品一直得到广大读者的青睐。

张乐平回忆这部作品时写道:“以虚构的故事情节,反映冷酷的现实生活;以另人捧腹的笑料,表现引人深省的主题,这是我在创作上的尝试。”他在提到《三毛从军记》和《三毛流浪记》时曾经说:“以艺术的角度上看来,我个人偏爱《三毛从军记》。但是《三毛流浪记》这一本,更为广大流传。”

作家三毛在台湾版《三毛从军记》序中写道:“张乐平先生的漫画,具备了漫画最基本的特性和要素——以画代字,有图无文。大师可以将一支画笔,不利用一个语言符号,表达出一个人、一桩事件、一切社会现象,甚至于一个大时代的种种、等等。”“看《三毛从军记》最后一页,数十年后的今日,依然不能忘怀那V字形的四周,又是什么,为它铺出茫然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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