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一封家信

亲爱的爸爸、妈妈以及全家手足:
   从杭州回台湾时,我已得了重感冒,出汗、发烧。抵达台北次日,行李都未拆开,我的台北母亲因失血过多再度休克送院,如此,我撑着自己的发烧,背着旅行背包,去菜场买菜回家,也未回到自己住处来。母亲的病已入肠子,所以每日大量出血,流掉了就输进去,但流血快,输血不可太多(怕产生抗体),总有追不上、补不了的一天。总之我在父母家中住了不到十日,一直退不了烧的当时,我所辛苦编剧的电影突然爆发大消息,我们参展台湾、香港最大电影展“金马奖”十二项入围,破了中国电影入围项目最多记录(总共十四项,我们拿了十二)。于是香港电影公司(是香港制片的,不是台湾),五次急电叫我赶去为此片做宣传并参加首映典礼。我心软,把箱子中国内旅行的衣物倒出来,丢了几件晚礼服,便飞去香港。那时烧未退,母亲再度输血,台湾老父数度在我面前掩面痛哭(我在训父亲,叫他必须坚强),这样飞抵香港下机立即开“记者会”,来了约三十人以上,一周之内,做了二十几场以上宣传活动,上了八次电视节目。结果在电视台化妆时昏倒了二次,也不可休息,涂涂万金油,再继续做。离开时再开记者会,约来了六十人,就如此在为票房打仗,而我的报酬是“来回机票和旅馆费”,再无其它。在香港,宣传部门给我的活动表格是早晨五点半起床(上早晨七时电视)至深夜十一点,但阿四还是在深夜十一时赶来我的酒店,匆匆晤谈便散,我请他快带饼干来给我吃,因公司只叫我忙,没有排吃饭时间。阿四急送三盒饼干来,我在深夜中咽下去,就算了。以后每至深夜吞几片“阿四饼干”,就算一天伙食。另我请阿四为我买了四瓶消化用的“果子盐”,他也送来了。我便只有在电视中、报纸上与阿四见面。此去太匆忙,与朵朵也未通电话。回台无人接(我没有时间通知台北家中,再说母病,人翻马覆后,我也不烦了),我自己叫个车,就回家了。次日,母亲又大出血,我安安静静的承受,以免我哭泣影响我父亲心情,所以镇静。
  昨日我再发烧,全身痛到连软软的衣服穿到身上都痛不可当;我等母睡了,把自己泡在洗澡缸中小睡减痛。但医生朋友来家中看了,说是太过疲劳,没有抵抗力,所以“一天到晚感冒”,叫我吃、睡。这两件事情很奢侈。因我已两年半未出书,没有领工资的地方,只靠每月一个专栏约一百美金收入(月入),是在吃老本。我必须整理《滚滚红尘》的剧本,将它在电影上片时抢着出书。这种书不会“常日销”只会“畅销”一星期,也不无小补。于是我香港回台之后,两日两夜未睡,做出“二校稿”(一般人出书六校,我要求自己十二校,不许有一个标点错误)。现在二校已交出,我母亲安好。我赶快坐下来写一封家书,因十二月四日台湾方面电影上演了,我必须再度卷入宣传,同时忙出版。十二月十五日“金马奖”颁奖典礼,我被提名“最佳原著剧本”,但不相信会得奖。这事我看得很淡,我比较喜欢得钱。
  过去几年来,因为丈夫的早逝,使我在付出了接近四年的恸哭之后,得到了领悟,人生的一切,都是镜花水月。年轻人出去拼搏也好,不去闯闯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反正人生戏一场,我们怎么活也是不过如此。我台北母亲之病,如果不是现在的我,而是以前,老早哭成死去活来,现在比较坚强,我的使命是稳住老父的伤心,所以说来并不悲伤。这种时候,金钱最重要,不然救不了她。母亲省吃俭用一辈子,现在将省的钱拿出来付“眠床债”,想想真是一场空。
  此次来上海家中,故意对融融、晓晓、咪咪、建军都无礼物,原因是,我们要接近成为一家人,便要排去这一些无谓的人情来往,结果手足破不掉这份情,又送我东西。我心中感激,也收下,但下不为例,大家不要客气,不送来送去,才是一家人。此回“大闸蟹”吃了够(第二次的更好),不知吃去家中多少钱,我也不去算,因算起来于事无补,大家一起吃个开心是更有意义的事。在台北,我仍在发烧,尤其每日下午便发出来,现在又热了,我很昏,难过,不能躺下,因我母在躺着,我要戒备。她不肯请人,死也不肯,哎!
  十二月中旬金马奖发好(我不会得奖的),我或可休息三五日,将去住院大查全身,怎么天天发烧呢?

                                                  平平上
                                                1990年11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