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课堂》•张建亚谈《三毛从军记》

  张建亚:大家好,我是张建亚,我是上海电影制片厂的导演。从1975年进上影,到现在已经50多年了。非常高兴有这么个机会跟大家聊聊我的创作体会。

  解说:张建亚,1982年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1992年10月,张建亚自编自导的喜剧电影《三毛从军记》上映,并获得第六届中国电影童牛奖优秀导演奖。1994年,凭借执导的喜剧电影《绝境逢生》,获第一届中国电影华表奖最佳导演奖。1999年执导的《紧急迫降》,获得1999年度中国电影华表奖最佳故事片奖、优秀电影技术奖。2012年,执导人物传记电影《钱学森》。

  张建亚:说到我的创作,大家经常就会提到《三毛从军记》,《三毛从军记》确实是一次非常有意思的创作经历。虽然已经过了30多年,但是去年、前年他们上海电影技术厂帮我把4K修复了以后,重新再放,还是很受到观众的欢迎。

  那么就要回到当时拍这部片子,那个时候在上影厂,我那时候在担任第三创作室的主任。那时候实际上我们每天很愁一件事情,也是永远在找各种各样的题材,而且永远有人要告诉你要创新,要创新。怎么创新?那个时候我终于想明白一件事情,你要把人人喜欢的东西放到电影里,而且人人喜欢的东西,首先要你自己喜欢。我想我小时候很喜欢看三毛,我有过一本《三毛从军记》的漫画,封面封底都没有了,都撕掉好几页了,同学当中传来传去,但是很珍贵,一天到晚就翻。每次翻,我想能不能把这个拍成电影。

  为了写这个剧本,实际上我做了很多功课,看了全部的三几年的《申报》,看当时淞沪抗战的情况,看了《大东亚作战全史》,看了包括各种各样,然后就开始想把这个攒成一个剧本。然后在做这些功课的时候,我就发现了中国文化里一个巨大的宝藏,一个艺术门类,就是漫画,我那时候发现漫画是一个极大的矿藏。五四时代的时候,中国还是大量的文盲,所以开启民智,对人进行教化,漫画是一个最最好的工具。它非常通俗,但是它照样可以写出很多很多事。当时我看《三毛从军记》的时候,我也看到了《王先生》,叶浅予的《王先生》。就张乐平跟叶浅予两位,真的是30年代极其有才华、有思想、有造诣的大艺术家。而且他们的漫画作品到现在,你越到后来,你就发现越来越无限的内涵会一点点地扩展出来。

  我们《三毛从军记》这次,去年4K修复了以后,我看到了一篇一个观众写的。他说我小时候看过《三毛从军记》,很喜欢。现在再看,才晓得我那个时候没有看懂。这个感受跟我当时看《三毛从军记》,我当时做《三毛从军记》跟做《王先生》的时候,看这些时候的时候,才晓得我小时候没看懂,原来它有这么多意思,它有这么多内容。所以我就把《三毛从军记》做了一个剧本。

  为了要做这个剧本,找不到一个主干。因为它这里面非常有趣的,都是非常精彩有趣的段落,但是这些精彩有趣的段落,用一根什么干把它串起来?后来看了《蒋介石评传》,“我们要用无数的无名的岳武穆,造就一个中国民族的岳武穆。我们要用无数无名的华盛顿,造就一个有名的华盛顿。”我就在这里面找到了一个大人物跟小人物的关系,因为一个刚刚懂事的一个孩子,人没枪高的孩子,投入一场残酷的战争,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反差。做完剧本以后,我自己是蛮喜欢的。

  这里面就遇到了一件事,要得到张乐平先生的授权。我在华东医院,在病房里见了张乐平先生,那一幕的情景我是一直不会忘记的。张乐平看着那张合同,也一直没说话。因为那个时候要找他签授权的人非常之多。他说,我看看剧本也不像样,你要拍三毛,三毛是哪里人你总要搞清楚吧。我就特别能感受得到,打个比方,就是真是要卖亲生儿子的那种感觉。你就晓得,就是要签一个把自己的儿子卖给你的那种感觉。这个就是我后来一直在拍摄当中,一点也不敢掉以轻心,一直觉得不能对不起老先生。因为这是一部伟大的作品,我要把它转换成另外一个电影形式的来表现。我们如果不能给它添彩,绝对不能给它抹黑。

  这里面还有一段插曲,就是实际上当时张乐平已经要把这个《三毛从军记》的手稿捐给上海美术馆,而且当时我们已经知道这个具体的日程,也定好,我打算是把摄影机,把整个一段捐献过程,纪录片拍下来,将来作为片花,放在片尾或者放在片头的。事情就是这么巧,也是这么遗憾。我们头天,我们已经把灯什么全部运进去,场地都摆好,他们因为全都布置好了,捐献仪式的全部布置好了,我们把灯都摆好,打算要拍纪录片的。但是忽然之间晚上,张乐平先生发高烧,感冒发高烧,又送进医院了。送进医院就没有拍,没有拍成我们就回来了。

  回来了以后,我们后来就按部就班的就开始拍电影。我们在拍摄过程当中,张乐平先生一直在医院里。那么那天停机了,全部停机了。我讲查一查还有没有遗漏的,大家都查来查去,说没有遗漏,就停机了。停机了以后,非常开心了,关机了,大家一个松懈。当天晚上就做梦。真的做梦,梦到张先生,还是那个病房,签合同那个病房,“张先生,捐献仪式还搞吗?我还是想把这段拍下来。”“要搞的,要搞的。”第二天早上,听新闻,张乐平先生昨天去世了,是我们停机那天去世的。这个对我一生当中是一个非常大的触动。所以我一直是,我觉得那天是张先生托梦给我的。所以我从来不敢讲《三毛从军记》,《三毛从军记》的所有精彩的地方,都是我蒙恩得惠张先生的。而且我能够把它转变成另外一个艺术形式,能够不走样,能够让它有点,那已经是我最大的造化了。

  这个片子,实际上我们当时是花了很多很多心思。因为《三毛从军记》又是一个上海的故事,我们又是上海电影制片厂,我们对老上海的情结,对老上海,老电影有一种独特的情感。所以我们在这里面,我们用了很多当年默片风格。比如说像贝斯凯登、卓别林那样风格的默片,模仿他16格默片的风格,而且从拍摄上,也是模仿他的那个风格。包括一开始的那种戏,我们都用30年代的那种拍法。我们的美术周欣人,在整堵墙上画,画上海的高楼大厦,画成黑白的。以前所谓的街景,很多都是背景都是绘在那个大的墙壁上。从拍摄方法上,我们也都模拟100多年前的默片的那种拍摄方式。

  另外我们就在影片里做各种各样实验。我想那么有了这些默片段落,比如说我们也原本的用了当年的纪录片段落,用了纪录片的段落,用默片段落,怎么跟我的全片特别匹配呢?我希望我的正片里面,彩色的那部分也有一点不一样。我们从16格,18格,20格,全部试过拍样片,试,出来。16格当然拍出来人也是这么跳的,跟以前,因为16格拍完用24格放,也跟当年的卓别林电影也是一样的,这个动作上很接。但是时间长,看着有点怪。又一点点加一点点,最后定下来一个,最最好的一个是22格。实际上20格、21格我都能够接受。

  那部戏,我们也是第一次用同期录音,不光导演,导演也想往前走,我们的摄影师也要发展,录音师也要发展。那个时候录音师能够做到同期录音,也是他技术上的一大步,他也非常希望做到同期录音。如果我们那个格数,一秒钟如果差4格,用20格,就很难同步了。所以我们用了22格,用了22格。实际上是同期录音的台词,一开始是看不出来的,但是几秒钟以后,就会有个累计误差,口形就不准了,他就要统口形。所以这部片子,就是我们整个创作团队每个人都很辛苦。但是大家铆足了一股劲,想做一个很奇怪,很独特的一个影片,就是用22格。用22格拍完了全片以后,我也有意外收获,因为一秒钟少两格,结果一个半多小时的影片,我们算了一算,我多出来7分钟的容量。所以我表现的东西特别多,我就比人家多出7分钟来。包括我的作曲潘国醒老师,潘老师在这里面,我们要一种上海的味道。90年代的时候,又是那种说唱乐,rap(说唱)那种都特别风行的时候。我们又希望有点那种rap(说唱)的感觉,他就创造了一种上海rap(说唱),他用了那种上海街头小调的这种,一下子就给一个影片,就非常提气。

  那个时候的创作,是一件非常愉快的事情。因为漫画,漫画有很多很夸张的一种方式,但是我不能直接就把它搬到银幕上。所以我们要找到转换成我们的动作的那种形式,动感的喜剧。所以这个片子很像默片,你去掉台词,也应该能够理解。这里面要讲到一段事情,就是非常奇怪的。那个时候我们的剧本,不但要艺委会审查,还要给发行公司看,要咨询发行公司的意见,说这个剧本能不能卖钱。当然,当时是大家都觉得这个片子很有意思,非常好玩,但是等影片完成了以后,发现问题来了。我当时总结了一下,整体不如片段,有声不如无声。

  因为那时候我们每天在外景地拍完样片,都要送回厂里审查的。有一天,一个送样片回来的孩子,给全摄制组非常大的鼓舞。他就讲,厂里说了,每天就等《三毛从军记》的样片,因为看样片,因为检查技术质量是蛮无聊的一件事情,但是看《三毛从军记》的样片,大家都很开心,变得很轻松。那么他就讲,厂里就在等你们的样片,说看你们的样片最开心。这个时候对全摄制组是一个巨大的鼓舞,大家都非常振奋。每天的那段戏,如果现场没有笑声,大概不行。这个崔杰讲我们再拍,再想想,大家一定要想办法,一定要玩到所有的人由衷地忍不住地笑出来,这个就变得好。

  但是等全片全部攒起来以后,没有看片段的时候那么好笑了。后来我就发现了,这就有一个问题了,所有的观众他对故事情节,他是有一种基本期待的,他要是发现你故事进程非常快,他对自己的放松是有抑制的,他就不笑,等你下一个情节,他就会笑一笑,但是他不会很开怀地笑,这是一个问题。有声的不如无声的,无声的时候反而笑,有了台词了以后,大家很认真地去听台词。包括那些美影厂的这些著名老导演们,都帮我会诊过。我们就在那想,我后来说可能有一个问题,太完整了。所以全部打散重新剪辑,让它回到四格漫画的那种感觉。我就变成了有字幕,有片段,就像看四格漫画一样,看到第四幅,哈哈一笑,翻看一个。我让这个电影更加具有漫画感,不要有那种讲述一个故事,从讲述一个道理形成的一个过程,不要。我彻底把它打散掉。那么这个时候,我忽然之间觉得,我变得很自由,我对电影有了一种更加深刻一点的理解。

  回忆创作过程,有时候也是要反思,老是说电影是一个遗憾的艺术。《三毛从军记》是在拍的时候没有包袱,那个时候,真的就是想做一部漫画式的电影。我们要找到一种更加符合这个题材的一种形式,这个就是后来我对电影的一直一个理解。每次当一部剧本拿来的时候,人家总归会问,导演你打算怎么处理?根本不是导演怎么处理,我告诉你,一部好的电影,它是本来就在那里的,就是你找到它没有。就是我们找到最适合装这个酒的瓶子,或者最适合装这个肉的盘子,一定是找到的,不是你想出来。它对的东西永远在那里,我们只不过是一点点把那种乱七八糟的东西扒掉。

  拍《三毛从军记》的时候,非常有意思,那时候1992年,我是1982年毕业的,已经经过了10年。我那个时候开句玩笑,我说这电影怎么拍,一条路也走不通,红黄蓝白黑,都拍光了。《红高粱》《黄土地》《黑炮》,大家都拍完了。没有路走了,那么一定要找出一条自己的路来。真的,创作是一个非常奇怪的事情,你找到了它的一个最对的方式,找到了它一个最对的样子,它就会存在下来。

  今天我们就聊到这儿。下一回我再聊聊漫画电影吧,我的喜剧电影。

本期导演 吴琛 本期制作 吴纯仪 制片 曹建方 制片人 屠珊
上海电视台艺术人文频道 《艺术课堂》栏目
2019年4月29日首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