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知道的张乐平

胡厚植


 

20世纪80年代,作者与张乐平(左)合影

  我生于1950年,从小生活在上海宝庆路1号大院内,离张乐平五原路288弄的家不远。我与文艺界人士的子女王龙基、江圣行、韦然等人被誉为张乐平的“编外儿女”。正是这个缘故,四五岁后,我也成了张乐平家的常客。1957年,我随父亲调动工作到安徽白茅岭农场后,才与他们中断了联系。

  张乐平是一位蜚声海内外的漫画家,在别人的眼里他可能显得比较严肃。然而,在我的心日中,他却是位正直、善良、热情、乐观、平易近人、充满着大爱的长者。

我抚摸着他瑟瑟发抖的手

  1966年“文革”爆发。是年底,不满17岁的我与同学,徒步从500多里外的皖南白茅岭农场来到上海。刚刚放下背包,我就拖着疲备的双腿,兴冲冲地到五原路张乐平伯伯家去。刚进弄堂口,眼前的这一幕使我不由得呆住了,只见批判张乐平的大字报从弄堂口一直贴到他家门口,可爱、可亲的小三毛成为批斗张乐平的替身,往日调皮、招人喜欢的三根毛也变成枯萎、焦黄的三根草。这时,又见一群人气势汹汹地准备去抄张乐平的家,周围邻居中的工人师傅闻讯赶到张家门口,阻止他们进入,并义正辞严地说道:“他的单位已经来抄过了,东西已经抄走、封存了,你们还要做什么?”邻居们仗义执言、挺身相助,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这群试图抄家的人刚刚离开,我就怀着愤愤不平的心情,来到张伯伯的身边。这是我离开上海十年后,第一次见到张伯伯。我看着张伯伯明显苍老而疲倦的脸,抚摸着他有些瑟瑟发抖的手。我心头一阵阵地发酸,眼泪也不由得夺眶而出。张伯伯反而安慰我:“厚植,没有事!”张伯伯的话,更引起我的担心。

他为我和未婚妻画像

  1975年4月的一天上午,我早早地去看望张伯伯与张妈妈。临近中午时分,我起身欲走,张伯伯立即叫住我:“中午不要走,陪我喝老酒!”席间,我们这一老一小无话不谈。喝了二盅后,伯伯脸上微微有点泛红,问道:“我记得你跟建军(张伯伯的二儿子)同龄?”

  “是的。”我点了点头。

  “对象有了吗?”张伯伯以长辈的口气问道。我以不太自信的语调回答:“还没有敲定(还未确定恋爱关系)。”说着,我就将未婚妻徐志坚头戴着工作帽的半身照片递给张乐平看。张伯伯看了照片后说:“典型的年轻女工,很有气质。今天我特别高兴,来,我来给你的女朋友画一张肖像画!”

  1975年,张乐平为徐志坚画的水彩画像 1976年,张乐平为作者胡厚植画的画像

  要是在以前,我一定毫不犹豫地请张伯伯画。但此时,我深知张伯伯身体每况愈下,并且帕金森氏病缠身,真不忍心劳烦他老人家。所以,我推辞了。但是张伯伯对着我未婚妻徐志坚的照片,还是提笔画了一张线条清晰、画面淡雅的水彩画。画的左下角还题写了一行小字:“一九七五年春写”,又盖了图章。在一旁的张妈妈看了后连声说:“像!很像!”

  张乐平的三儿子阿三说:“厚植,老爸主动提出给别人画像,几乎没有,水彩画更是极少,你面子太大了!”我手捧着墨迹未干的画,真是激动不已。临走时,张伯伯又对我说:“到你与女朋友‘敲定’的时候,我再给你画一张!”

  1976年10月中华大地重光。张伯伯压抑十年的工作热情,像火山一样喷发出来。有一天,我踏进张乐平的家门,只见张伯伯聚精会神地伏案作画,丝毫没有察觉到我的到来。当我走到桌旁,站立了一会后,张伯伯猛然抬头看见我,立即放下手中的画笔与我交谈起来。

  中午时分,张伯伯叫我留下喝酒吃饭。席间,张伯伯用那微微颤抖的手端着酒杯,问我:“你对象的事情 ‘敲定’吗?”当听到“我们敲定了”的回答后,张伯伯说:“为了祝贺你的‘敲定’,今天我一定要给你画上一幅,兑现承诺!”

  张乐平伯伯的记忆力真好。他说:“去年为志坚画的像,脸是朝东方向,今天给你的画像是朝西,希望你们俩心心相印,百年好合!”还是这间房,还是这张画桌,不到一刻钟,一张我的速写就展现在面前了。他还在该画的右下角题写了几行文字:“一九七六年为胡厚植同志速写,张乐平画”。阿三在旁说:“前几天,河南省焦作市委书记请爸爸画,因为他手不太好使,没有画成。你来,爸爸的手就好多了。”

  刚刚给我好画像,张乐平一刻也没有休息,就与我匆匆道别,戴着里弄治安值班的红袖标,摇着铮光发亮的小铜铃上岗了。

创作了最后一部连环漫画《三毛学法》

  1980年8月,经组织批准我与弟弟厚明一起当了干部,从白茅岭农场调到苏北川东农场(上海市第二劳动教养管理所)从事劳教工作。从安徽途经上海时,我又到张乐平家拜访。张伯伯听到我们提干的消息后,十分认真地对我说:“教育人、改造人的工作是一项很伟大的工程,很了不起!”他还十分清晰地回忆了1955年6月27日,他作为上海市人大代表同刘靖基、赵祖康等一起到提篮桥监狱视察,共同勉励服刑人员弃恶从善走向新生的情景。伯伯谆谆告诫我:要认真执行政策,严格文明执法。教育改造违法人员,首先要组织他们认真学法。他还若有所思地对我说:“最近,我一直在思考学法守法要从少年儿童抓起这个问题,也准备为这项工作做点实事。”

  张伯伯说到做到。1985年10月22日,张乐平最后的一部三毛系列连环漫画《三毛学法》问世,并在《民主与法制画刊》创刊号上开始刊登,一直到1986年5月21日,总共登出十多幅作品。

用颤抖的手提着毛笔写下 “痛哉平儿”

  笔名为“三毛”的台湾著名女作家陈平,著作丰富,足迹遍及世界各地。1989年的春天,“三毛”千里来沪寻找“三毛”之父张乐平,曾一度被传为文坛佳话。这也给晚年的张伯伯、张妈妈添了几多亲情与欢乐。此后,我每次去看望张伯伯,他与张妈妈总是充满爱意地给我讲许多关于 “三毛”来他们家的故事。

  1991年1月4日上午,我像往常一样早早地来到张伯伯家。突然,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打断了我们的交谈。当张伯伯接起电话,听到“您的干女儿、台湾作家三毛(陈平)已于今日凌晨去世,终年48岁”时,十分震惊,甚至怀疑有人骗他,于是立刻请人去打听该消息的真伪。当最后证实三毛(陈平)确实已经离世的消息后,张伯伯呆坐了好久好久。此时,张伯伯欲哭无泪,用颤抖的右手比划着,只听得他口中喃喃地说:“去年下半年还讲得好好的,会回来跟我们一起过年。”“……才女离世,心痛啊!真是白发人送黑发人!”

  次日清晨,张伯伯起身走到画桌前,屏着呼吸,用颤抖的手捏住毛笔,以极慢的速度在纸上写下了:“痛哉平儿。”

为病重的张伯伯洗澡

  1991年后,张乐平由于帕金森氏综合症等疾病,住进了华东医院。虽然医院有着很好的医疗护理,但是过一两个星期,儿女们总要将老人接回家中看看。

  一个炎热的中午,我用轮椅小心翼翼地推着张伯伯回家,从医院到家虽然距离不远,但闷热的天气还是让他出了一身汗。上了二楼,我立即为张伯伯张罗洗澡,并做好相关的淮备。在我的印象中,张伯伯是一位身材高大而魁梧的男子。然而此时,当我抱起只有70多斤的张伯伯,小心地将他放人浴缸的一刹那,不由得一阵阵心酸,眼眶也湿润了。张伯伯仿佛看透了我的心思,强打着精神对我说:“厚植,没有关系,古人说,人生七十古来稀,我已经八十多岁了,很满足了!”喘了一口气后,张伯伯又断断续续地对我说:“你还年轻,要继续努力工作,不断进步!”

  1992年9月27日,张乐平伯伯永远离开了我们。但他的音容笑貌,他的嘉言懿行,却一直铭记我的心中,时时激励我好好工作。

——摘自2016年第2期《上海滩》

(注:原文将张乐平先生逝世日期写成“1992年9月28日”有误,现已改正为“1992年9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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