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乐平与丰子恺的友谊

朱积良


 

  丰子恺和张乐平在我国漫画界成就卓著,一位被誉为“中国漫画开山鼻祖”,一位被誉为“漫画三毛之父”。他俩都有一个坏习惯:丰子恺总是烟不离嘴,张乐平则是嗜酒如命。尽管年龄相差十余岁,然而,在长期的交往中,他们早已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上世纪二十年代,十几岁的张乐平在上海三马路望平街转角处的广告公司当学徒。他常常偷闲到四马路开明书店观看橱窗里丰先生的漫画。那些中国风格的独特漫画,把这个少年深深吸引住了,以致于心中常想:若能见一见仰慕的画家,该多好!1932年,张乐平开始画漫画,并由此始知“漫画”一词就是丰先生从日本翻译到中国的。于是,他愈加想结识丰先生,但仍苦于没有机会。

  1937年,抗战爆发。张乐平为了宣传抗战,与叶浅予等人组成了“抗日漫画宣传队”,辗转苏、浙、赣、湘、鄂、闽、粤、桂等地,沿途以布画形式向民众进行抗战宣传。经过武昌时,经人介绍,张乐平才真正认识了丰子恺。

  那时,丰先生约四十岁开外,蓄了长长的黑胡须,飘逸洒脱。未隔数日,他俩相约一起到汉口上海书局对面一家绍兴酒店饮酒。丰先生为人风趣,谈笑风生,饮酒不多而笑声不歇。饮了片刻,只见丰先生竟依桌垂头睡着了。原来,丰先生醉矣!

  这番场景,让张乐平联想起丰子恺《客人持杯劝主人》、《我醉欲眠君且去》等画作——那不正是丰先生的生活写照么!丰先生的许多画,都是平平常常、俯拾可得的生活小景,但到了他的笔下,这些场景居然妙趣横生,耐人寻味。此后,他俩又多次在小店相聚,饮酒畅谈。聊天中,丰先生的渊博学识使张乐平受益匪浅。

  丰先生不仅是一位卓越的漫画家,而且是位出色的音乐家、文学家、翻译家和诗人。二人在武汉相识后不久,张乐平就被派到安徽、江西一带从事抗战漫画宣传工作,此一别,直到解放后,两人才重新见面。一次,得知丰先生患病在家,张乐平前去探望,看到他正抱病学俄文,使他大为感动。此时,丰先生年过半百,已掌握了日、英、法、德四种外语,还要从头学习俄文,可知其学识博大精深是来之不易的。

  张乐平颇为敬佩丰子恺,一直视丰先生为前辈和领导。他多次与人谈到和丰先生交往的旧事,有一次,他讲了一个“丰冠张戴”的笑话:

  文革时期,因丰子恺是美协上海分会主席,沈柔坚和张乐平是副主席,丰子恺挨斗,沈和张总要轮流去“陪斗”。坐“喷气式”、挂牌,几个人是一样的“待遇”。一次,在闸北一个工厂,他们又被揪斗,因造反派不认识谁是丰子恺、谁是张乐平,所以,张乐平一到会场,就被挂上了一块“反动学术权威丰子恺”的牌子,被造反派推出去批斗。张乐平好生奇怪:往常批斗大会,总是丰先生主角,自己当配角,而这一次,自己竟成了“千夫所指”。低头一看,才知道原来是“丰冠张戴”了。

  挨斗半天后,张乐平与丰子恺走出批斗会场,张乐平捶着发酸的腰,左右一看没有人,便苦笑道:“唉,唉!这些造反派真是,要批斗我们,也弄不清楚谁是丰子恺、谁是张乐平,竟然‘丰冠张戴’!”丰子恺连忙双手合十,对着张乐平连声说:“罪过,罪过!他们挂错了硬纸牌,害得你替我受过。”张乐平连连摇手:“快别说了,我们快走。要是让造反派知道挂错了牌,斗错了人,再拖回去重新批斗,我们这半天的苦,岂不是白吃了!”于是,两人匆匆忙忙离开会场,还不时回头张望,生怕造反派追过来,直跑得气喘吁吁。

  后来,丰老问张乐平挨批的感觉如何,张乐平说:“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张乐平问丰老的感觉怎样?丰老笑着说:“处之泰然。”事后,张乐平对身边的人说:“丰老年纪比我大,我代他受过,也好让他少吃些苦头。”有一次,张乐平突然看到丰先生那飘飘然的长白胡须被红卫兵强行剪掉了,张乐平甚为气愤,丰先生却风趣地说:“文化大革命让我年轻了。”

  1975年9月,张乐平因发高烧被送进了华山医院。一个好心的医生偷偷告诉他,丰老先生也住在这里,患的是晚期肺癌,但红卫兵不让他住病房,只许他躺在嘈杂的观察室里。张乐平急忙来到观察室,探望了重病中的丰子恺。他满眼噙着泪水,拉着丰老无力的手,难过得一句话也说不出口……过了两天,张乐平从医院回家,还是不放心,得知徐昌酩要去看丰老,张乐平无限伤感地对徐昌酩说:“你也替我问候问候丰老吧……”

  没过多久,丰子恺就走了。医院那一次,是张乐平和丰老的最后一面。

——摘自2014年10月20日《嘉兴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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