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毛是在什么样的环境和背景下诞生的？三毛的原作者张乐平的人生又因为三毛而与时代衍生出哪些交集？这些三毛背后的故事，有助于我们了解三毛为何在半个多世纪的变迁中被赋予那么复杂的人格，以及反思如今对三毛形象商业化开发的同时，原本所具有的批判精神的缺失。

　　张慰军的网名叫做“张家阿四”，他是张乐平的第四个孩子。1992年张乐平去世后，他同母亲与兄弟姐妹一道，成立了上海三毛形象发展有限公司，承担起了整理张乐平遗作、保护三毛形象的工作。

　　一晃20年过去，兄弟姐妹们身体日渐衰弱下去，张慰军也鬓生华发。他依然会偶尔穿过五原路上一条覆着爬山虎的弄堂，进入1950年代的张家老屋，攀上二楼客厅，看看墙上挂着的永远十岁的三毛。就像一张长久的影子，三毛的形象投射在这间保持原貌的客厅里，也投射在张慰军的人生中。

　　2013年5月的一个闷热的晚上，我们穿过飘雨的低压天气，来到了这间仿佛被时间凝固住的张家老屋二楼客厅，听张慰军讲述三毛和他父亲的故事。

　　Q：《三毛》系列漫画最早诞生于上世纪30年代，尔后为人所知，你如何看待三毛的“诞生”？

　　张：著名学者魏绍昌在谈到中国文化史时候，曾有一个分类，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到了民国就是漫画。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当时漫画在中国确实有影响力，漫画杂志销量很高，人们都看漫画，其他流派的艺术发展如印象派、刘海粟的裸体写生，甚至许多国外生活方式与新知识都是借着漫画杂志被介绍入中国的。三毛可以说是生逢其时。

　　Q：三毛“诞生”后不久，抗日战争就全面爆发了。张乐平先生也参加了杭日漫画宣传队。战争中，张乐平和三毛又有怎样的经历？

　　张：我父亲参加了上海的抗日漫画宣传队，叶浅予担任领队，我父亲是副领队。他们抵达武汉后，成为了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下辖的一支分队。当时第三厅主要是进步人士，由周恩来、郭沫若领导，由于国共合作，第三厅人员集体加入了国民党。但我父亲不愿意入党，就在拍照时溜掉了。后来，叶浅予被郭沫若叫去帮忙，我父亲承担起了漫画宣传队的事务。1941年，我父亲同我母亲结婚，当时因为倾向左翼，他们选择了3月18日——巴黎公社成立的日子——订做结婚日。战后，我父母回到上海，那时上海房价很高，他们经济拮据，只得住在亲戚阁楼上，和餐馆的伙计一起住。在阁楼里，我父亲搭了个铺子，就在那里进行漫画创作。抗战对我父亲是个洗礼，对他的品格为人绘画风格都有影响。父亲亲眼看到战场，目睹日本人杀人放火。由此创造了三毛在战争中的形象。后来漫画里三毛的线条更加圆熟有力，三毛性格也更加丰满，有人评价说，我父亲画出了上海当时的样子。

　　Q：张乐平在抗战期间的画作还有保存么？

　　张：我父亲在抗战期间有许多创作，他当时拿着本子在农村生活，到处写生，画猫画鸡画得很好。其实鲜为人知的是，三毛只是他创作中的一小部分，他对工笔与重彩都有深入研究。当时的画作，他曾经仔细整理好，安置在箱子里，存放在一位朋友的住处，但战后，他再没有找到这位朋友，生死难度。

　　Q：张乐平同左翼艺术家走得很近？

　　张：就这件事情，我专门问过我父亲的好友、漫画家华君武。华老说其实当时漫画家里几乎没有鲜明的左、右派，唯一鲜明的就是蔡若虹，大家都知道他是左派。那时候，有事没事大家一起吃饭，都知道你是国民党我是共产党，但谁也都不会随意划分左右。我父亲不是国民党也不是共产党，不过，他出身贫苦，可以说他从感情上是一直倾向左翼的，早期在上海曾经为劳苦大众同人争论，1930年代和左联的来往很多，后来甚至还想过去延安。

　　Q：那为什么没去延安？

　　张：那是1939年时候，延安已经很难进入了，他想去苏北看看。但他是漫画宣传队的队长，虽然后来队伍解散了，但队员一直跟着他到赣州。皖南事变前，队伍中被发现了共产主义书籍，我父亲为了给队员担保，就说让队员走，我不走了。他就像一个人质一样，留了下来。其实在赣州的时候，他还与蒋经国在一起。不过后来他一直没有告诉我们，直到他去世前，蒋经国的堂弟过来看了他几次，黄永玉跟我们追述了当年，蒋经国其实对文化人很好，我们才对父亲当年的情况有所了解。

　　Q：1949年之后，三毛作品改变了往日的幽默与讽刺态度，三毛变得听话了许多，三毛也成了新中国的好少年，这个变化是怎么来的？

　　张：1949年之后，一直到1956年，政府虽然有时会安排一些题材，但总体来说管制比较少。1956年之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被提了出来，我父亲也鸣放了一些，比如1957年在《文汇报》发表的《三毛何辜！》。结果，被划入右派。一位领导说，张乐平要是被打成右派，影响太大了，这才最终从名单中拿了出来。他的好友、漫画家张文元则被打成了右派。张文元发配西北之前，我父亲主动请他到家里来，拿出宣纸和墨，意思是让他多画国画，不要再做有讽刺意义的漫画了。不仅是劝别人，我父亲也这样做。再往后，除了领导指定安排的讽刺漫画，他不再主动画讽刺漫画了。

　　Q：你怎么看你的父亲。

　　张：有人说，男孩应该在20岁前崇拜自己的父亲。但我的少年时代，正好经历“文革”，我父亲被批斗天天扫地，被人打骂。我虽然知道他是好人，但不可能崇拜他。到了后来，尤其是他去世后，我帮他整理资料，才发现原来我的父亲这么了不起。我父亲为人很好，很为一些朋友称道。我在香港遇到陆俨少，他得知我是张乐平的儿子，坐在轮椅上竖起大拇指，说： “乐平，好人！”可以说年纪越大，我越崇拜我的父亲。

　　Q：三毛的形象诞生于1930年代，但是，为什么之后再没有诞生三毛这样的经典漫画形象呢？

　　张：总体来说早期风气还是比较自由的、不光是漫画，文学、戏曲、绘画等领域也是百花齐放。1949年之后，前期政府对文艺的看法有了不同，比较强调教育性，导向性很强，限制了创作。最近二三十年，随着商业化浪潮席卷而来，人们又走到了另一个极端。对漫画而言，无论是教育性还是娱乐性都无法为作品注入生命，讽刺性才是漫画不可缺少的。

　　Q：在台湾，人们如何看待三毛？

　　张：因为两岸的沟通比较少，台湾人了解三毛不多，主要是当时从大陆去台湾的人，对三毛有感情。李敖很推崇三毛，柏杨也曾回忆，他当年赴台时，一无所有，街上到处都是流浪儿，他就坐在码头上，身下垫了个报纸，拿起来一看，报纸上画得是三毛，他触景生情，一下就哭了。其实，港台漫画家对三毛比较推崇，蔡志忠、郑问来大陆都想见我父亲，欧阳应霁也认为，中国漫画至今没有达到三毛的水平。

　　Q：当时为什么要做上海三毛形象发展有限公司？

　　张：我父亲去世后，我们发现有些商家开始用三毛形象打广告。我们就同他们打上了官司。打官司虽然赢了，但是我们觉得这其实给三毛形象带来的是负面影响。于是，就想通过手段把三毛的形象维护起来。毕竟我们认为三毛不是某个人的，而具有社会价值。上世纪90年代中叶，我们懂得也不太多，就申请了一个公司。其实叫公司也不太确切，因为一路走来，我们做得公益比较多，盈利倒没怎么做。

　　Q：现在的孩子是否还看三毛？

　　张：应该说，1949年后的三毛漫画，删去了很多东西，三毛完全变成了一个苦孩子，成了父母教育小孩的工具，这让许多小孩子不喜欢三毛，但当这些小孩子长大了，再回过头看三毛，他们会发现，原来三毛很有意思。我记得，20年前有过一个调查，发现三毛是儿童类书籍销量最好的，但都是父母买给小孩看。最近又有一次调查，三毛依旧是儿童类书籍销量最好的，买书的人是当年的那些小孩子，他们长大后再把三毛买来给自己的孩子看，可孩子依旧不是都爱看。应该说，三毛从诞生开始，就不是单纯的儿童漫画。

　　Q：那么你作为三毛形象的监护人，怎么看如今的三毛形象？

　　张：时代变了，很多东西也随之变了。三毛的形象还是有，但需要加入新的东西了。

　　Q：很多国家领导人都很关心三毛的创作？

　　张：是的，从周恩来、宋庆龄到我们现在的许多国家领导人，都很喜欢三毛，有些国家领导人小时候也是看三毛长大的。告诉你两件事，李岚清曾经帮我父亲画过像。另外，上海美术馆办我父亲的遗作展时，吴邦国还特地来参观过。后来有人告诉我，这个美术馆，吴邦国只来过两次，一次是一个美国的规模很大的展览，一次就是我父亲的遗作展。

——摘自2013年5月21日《星尚画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