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爱三毛,我爱张伯伯

(张乐平、手冢治虫创作思想研讨会发言)

王龙基

 

 

  小时候,我特别爱看张乐平伯伯的漫画三毛,同情小三毛的遭遇,更喜欢三毛那正直善良、倔强机智、活泼聪明的性格,所以当我得知被选上扮演电影《三毛流浪记》中的小三毛时,兴奋得几乎几天没合眼。至今我仍清楚地记得张伯伯给我上的那堂让我铭记终身的课——“《三毛流浪记》诞生记”:1947年年初的一个夜晚,大雪纷飞,北风呼啸,张伯伯顶着刺骨的寒风回家,走到弄堂口,看到雪光映照的昏暗墙角里有三个骨瘦如柴的流浪儿,他们紧紧地依偎在一起,上身披着破麻袋片,围着一个铁罐点火取暖。第二天清晨当张伯伯外出时,发现昨晚的那三个孩子有两个已经冻死了。远处积雪的马路上,一辆收尸车在缓缓地行进着,一只只僵硬的小手小脚伸出车外,随着车的颠簸凄凉地颤动着……“这是什么世道!”张伯伯的心在悲泣呼号。经过痛苦的思索后,张伯伯开始创作《三毛流浪记》。

  三毛迅速成了家喻户晓的人物,人们为三毛的经历时而忧愁,时而伤心,三毛的命运竟成了当时上海儿童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正如夏衍先生在《三毛流浪记》序里说的:“一个艺术家创造出来的人物能够得到这样广大人民的欢迎、同情、喜爱,和将他当作真有其事的实在人物一般地关心、传说,甚至有人写信给刊载三毛的报纸,表示愿意出钱出力来帮助解决他的困难,这毫无疑问的是艺术家的成功和荣誉。”

  当时,宋庆龄先生向三毛们伸出了慈爱之手,策划举办“三毛生活展览会”,创设“三毛乐园会”。宋庆龄先生对张伯伯说“张先生为流浪儿童做了一件大好事,真该谢谢您,全国的三毛不会忘记您!”张伯伯特地抱病绘制数十幅三毛彩色作品,配合宋庆龄领导的中国福利基金会进行义卖,筹集的款项救助了数以千计的贫苦儿童。解放初期,电影《三毛流浪记》作为献礼片上映。与电影一起推出的还有张伯伯的三毛漫画册和漫画卡。影片在上海和南京等地公映后引起极大轰动,影片和漫画的收人全部作为宋庆龄先生组织的义演和义卖组成部分,捐献给上海和南京的孤儿院。

  漫画《三毛流浪记》至今已五次被搬上银幕和荧屏,现在的小三毛演员被称为是“第四代”三毛扮演者。而由我主演的电影《三毛流浪记》,在国内外都获得了高度评价,作为中国的经典影片,至今仍可在电视台的播出中找到它,在商店里购到它的VCD。

  《三毛流浪记》的艺术魅力经久不衰。1997年6月15日,是漫画《三毛流浪记》发表50周年纪念日,据全国30多家城市中心书店销售情况统计,畅销书(文艺类)排行榜中名列第一的是《三毛流浪记》。这是对《三毛流浪记》50岁“生日”的最好祝贺。1999年《出版广角》期刊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的建国50年来“感动共和国的50本书”评选中,《三毛流浪记》名列第十九位……

  只有大师才能创作出《三毛流浪记》,并非大师都能创作出《三毛流浪记》。《三毛流浪记》》的成功,与张伯伯的自身经历、与张伯伯的高尚人格是分不开的。

  为孩子们创作,历来被习惯势力看作是“不登大雅之堂”。张伯伯却说:“大树是由苗苗长大的,对苗苗肖我们要精心灌溉。”他数十年坚持着这一许多艺术家都不屑的“小儿科”事业,满腔热情地播撒爱的种子。平时他工作再忙,只要是孩子们的活动,他总是尽量参加,他还经常到少年宫、学校、幼儿园辅导孩子们画画。

  张伯伯平易近人,喜欢结交劳动者。他的朋友甚至有钉鞋掌的小皮匠、修雨伞的师傅、卖青菜的农民等等,他常与这些朋友喝酒聊天。正是因为张伯伯对朋友重义气,在“十年浩动”中,他的一些工人朋友多次在他最困难的时候挺身而出,阻止“红卫兵”的非法抄家。

  张伯伯有7个子女。但他和夫人冯雏音阿姨先后又收养过许多孩子,帮助他们度过了人生中最困难的岁月。他常教育小辈,为人不要锦上添花,而要雪中送炭。张伯伯去世后,冯阿姨继续用博大的胸怀帮助贫苦儿童,救助了延安地区三十多名失学儿童上学。还把侵权者赔偿的10万元人民币全部捐献给了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

  回顾我自己的人生道路,虽然曾多次身处逆境,参加工作以后,从一名工人开始,技术员、工程师、车间主任、高级工程师、厂长、行业协会秘书长等,一步一个脚印,从逆境中走出来,离不开三毛对我的影响,离不开张伯伯对我的谆谆教诲。

  三毛伴我走人生。我爱三毛,我爱张伯伯。

2000年10月21日

——摘自2000年12月《连环画通讯》(第3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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