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开抽屉，那本泛黄的速写本总在午后的阳光里泛着温润的光。翻开其中一页，纸面右下角的钢笔线条已有些模糊，却依然能看清稻草摇篮里的小女孩——她梳着齐耳短发，眉眼间带着三毛特有的倔强，正低头望着脚边的老母鸡，构成一幅静悄悄的乡土图景。这是1977年元月4日，张乐平先生为我画的“三毛妹妹”，也是那段特殊岁月里，一位人民艺术家藏在笔尖的温柔与勇气。

　　我与张乐平先生的交集，始于对“三毛”的童年执念。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上海弄堂里，一本翻得卷边的《三毛流浪记》是我最珍贵的宝贝。画里那个头顶三根头发、穿着肥大破衣的小男孩，总在寒风里缩着脖子，却会把仅有的半个烧饼分给流浪狗，会在看到红旗时眼里闪着光。那时的我还不懂“现实主义”“人文关怀”这类词，只知道照着书中的插画涂涂画画，从模仿三毛的破鞋子开始，到试着给这个流浪的孩子添一件暖和的棉衣。我凭着这份自学的画技，创作了讽刺漫画《“为”儿童的演出》，登在《新民晚报》的角落——那是我第一次以画笔为媒介，与这个世界对话，而这份勇气的源头，始终是张乐平先生笔下那个永不低头的三毛。

张乐平画的三毛妹妹

　　1977年初，我在中国美术家协会上海分会工作，日常的职责是为老画家们服务。彼时“文革”的影响尚未退去，许多知名老画家被贴上“牛鬼蛇神”的标签，连握笔的权利都被剥夺。张乐平先生作为“三毛之父”，自然也未能幸免——他笔下那个牵动无数人的心的三毛，被指责为“宣扬资产阶级悲观情绪”，成了批判的靶子。但幸运的是，他尚未失去人身自由，作为美协的“老人马”，他偶尔会在午后踱到办公室来，找个角落坐下，安静整理画稿，不多言语，眼神里却藏着对画笔的渴望。

　　元月4日那天，办公室里只有我一人在做整理画刊等杂事。门被轻轻推开，张乐平先生裹着一件棉袄走了进来。我连忙起身，给他倒了一杯温热的白开水，请他在沙发就坐。他接过水杯，指尖有些发凉，却笑着说了声“谢谢”。我们就这样闲聊着，从天气说到旧画稿，我终于鼓起勇气，说出了藏在心里许久的请求：“张先生，我特别喜欢您画的三毛，能不能……能不能为我画一幅三毛的肖像？”话一出口，我就有些后悔——在那个敏感的年代，我这番请求，无疑是在给先生添麻烦。果然，张乐平先生的笑容淡了些，他没有立刻回答，只是看着我，眼神里带着一丝复杂的情绪，像是在说“你这小子，倒有几分胆子”。办公室里静了下来，只有窗外的雨点击打着玻璃，我手心攥得发紧，正想开口道歉，先生却忽然叹了口气，轻声说：“三毛现在不能画，给你画个三毛的妹妹吧？”我愣了一下，随即狂喜——我从未听说过三毛有个妹妹，这个意外的提议，像一道光突然照进了灰暗的日子。我连忙从抽屉里拿出速写本和一支钢笔，双手递到先生面前。他接过速写本，翻到空白的一页，握着钢笔的手顿了顿，像是在适应许久未握笔的生疏。但当笔尖触到纸面的那一刻，所有的生涩都消失了——线条如行云流水般铺展开来，先是一个圆圆的小脑袋，接着是齐耳短发，然后是坐在稻草摇篮里的身子，小女孩的眼睛被画得格外有神，脉脉含情，带着天真烂漫的稚气，仿佛下一秒就要伸出手去摸脚边的东西。先生的笔没有停，他又在摇篮旁画了一只老母鸡，母鸡抬着头，而摇篮里的小女孩，正低头望着母鸡，嘴角带着浅浅的笑意。一幅画不过寥寥几笔，却充满了乡土情趣，每一根线条都透着温暖——稻草的粗糙、母鸡的温顺、小女孩的灵动，都被先生的画笔刻画得栩栩如生。我凑在一旁，看得入了迷，直到先生放下笔，我才反应过来，连声说“谢谢”，声音都有些发颤。

　　我注意到，画上没有落款。先生似乎看出了我的疑惑，轻声解释：“现在这个时候，不留名字好，免得给你添麻烦。”我心里一酸，点了点头——我知道，这不是先生不愿署名，而是他在用自己的方式，保护一个年轻后辈。送走先生后，我小心翼翼地在画的右侧，用钢笔写下一行小字：“张乐平同志画三毛妹妹，1977年元月4日 女波澜生日 洪涛题。”“女波澜”是我女儿梁波澜，元月4日正好是她出生日，我想把这幅画当作生日纪念，也当作与先生这段画缘的见证。
1978年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彻底否定“文革”，张乐平先生重新获得了创作的权利。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重绘《三毛流浪记》，还为三毛添了许多新故事——三毛上学了，三毛有了新衣服，三毛看到了新中国的曙光。后来，他又创作了《三毛爱科学》《三毛与体育》，让三毛从流浪儿变成了热爱生活、追求进步的少年，而我也成为了专业美术工作者，但无论走得多远，先生画的“三毛妹妹”，始终是我抽屉里最珍贵的宝贝。

　　 如今，五十年过去了。当年的速写本早已泛黄，纸面边缘也有些磨损，但“三毛妹妹”的线条依然清晰——稻草摇篮里的小女孩，还是那样天真烂漫，脚边的老母鸡，还是那样温顺守护。我常常想，先生当年为什么要画“三毛妹妹”？或许是因为在那个压抑的年代，他不忍让三毛独自流浪，便给了他一个妹妹，让他有了陪伴；或许是因为他看到了我眼中对绘画的热爱，便用这样一种温柔的方式，鼓励我不要放弃画笔。是啊，三毛妹妹一定很开心。就像先生当年希望的那样，三毛不再流浪，有了自己的家；而我们这些被三毛陪伴长大的人，也在岁月里找到了属于自己的温暖。
那幅没有落款的画，早已超越了纸页的局限，成了一段时代的见证，一份艺术的传承，更是一颗藏在笔尖的、永不熄灭的童心——它提醒着我，无论世界如何变化，都要像三毛兄妹一样，保持对生活的热爱，对他人的温柔，对美好的向往。

　　午后的阳光透过窗户，落在速写本上，“三毛妹妹”的眼睛在光里仿佛活了过来。我轻轻合上本子，心里满是感激——感谢五十年前的那天，感谢先生笔下的三毛兄妹，感谢这段跨越时光的画缘，让我在漫长的岁月里，始终拥有一份温暖的力量。

——摘自《世纪》，2026年2期（双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