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6月15日，是《三毛流浪记》发表75周年，也是我父亲去世30年，故发此文纪念之。

全家搬回上海

　　1946年，母亲带着我们姐弟三人从广东梅县乘船到达上海，和早已回到上海的父亲张乐平汇合，居住在吉祥街40号（今江西南路近金陵东路）三楼。就在那里，父亲开始创作漫画《三毛流浪记》。

　　1947年6月15日起，《三毛流浪记》在《大公报》连载，流浪儿三毛一时间就变成了家喻户晓的人物。每天有成千上万的读者，包括工人、薪金微薄的职员、穷苦的教师、各种各样所谓的“小市民”和他们的孩子，甚至一些有钱人都一早就在等着当天的《大公报》看，《大公报》的销量也因此大增。

《三毛流浪记》最早的版本

赶制义卖作品（1949年3月17日）

　　父母亲感到继续住在上海闹市区会带来许多不便，为了躲避干扰，同时也为了节省家庭开支，全家搬到了浙江嘉兴，住在姚庄路北望云里19号。我们家乡海盐县毗邻嘉兴市（现属嘉兴市管辖），两地的口音非常接近。父亲躲开了大城市的喧嚣扰攘，又仿佛无时不在感受到家乡的亲情和温暖，这使他的创作灵感大增。《三毛流浪记》的一大半画稿就是在这里创作的，每过几天由父亲或母亲带到火车站邮局寄到上海大公报馆，或请列车员带到上海。有时候父亲会亲自把画稿带到上海去。

　　1949年，我虚岁9岁，已经上小学二年级。春节刚过，父亲突然接到通知，便放下手中的一切，急匆匆去了上海。两周后，父亲回来就宣布了让我们雀跃的事情：我们全家要搬去上海了；在上海将举办三毛画展；电影《三毛流浪记》摄制组确定了扮演三毛的演员，终于要开拍了……

　　孙中山夫人宋庆龄先生创办的中国福利基金会要同我父亲联手，用家喻户晓的三毛的遭遇来呼吁大众救助流浪儿童。这次就是宋先生要父亲去上海商量的。他们已经开始在积极策划《三毛流浪记》原作展览及筹备救助流浪儿童的“三毛乐园会”，父亲还要画30幅三毛水彩画，准备为救助流浪儿义卖筹款。

　　三毛要上银幕，我一直很好奇，三毛只有三根头发，漫画中可以画上三根线，但是由真人来扮演三毛，光头上只有三根细细的头发，观众看起来不还是一个光头？心存疑惑，所以我很留意电影的拍摄情况。之前就从父母亲口中得知，电影拍摄遇到了困难，电影可能拍不成了，准备换电影公司……所以，当我听到电影终于要开拍的消息，特别兴奋。

　　过了一个月，我们全家搬回上海，暂时住在亲戚家里。我听堂姐说，很多上海人都很关注《三毛流浪记》电影的拍摄，都知道主演三毛的小朋友刚找到，这些成为人们一时谈论的话题。

　　搬到上海不久，最开心的儿童节（当时的儿童节是4月4日）就来了，爸爸妈妈给我们穿上漂亮的衣服，带着我们姐弟四人和堂姐去大新公司（现上海第一百货商店）参观了人山人海的“三毛生活展览会”。

　　在上海，我发现父亲有一本剪报本，他时常会把刊登“三毛生活展览会”和电影《三毛流浪记》消息的报刊剪贴在里面。

张乐平夫妇和七个子女在五原路288弄家中合影

张乐平故居

两份有关电影拍摄的资料

　　上海五原路288弄3号，父亲居住了42年的家，2016年起，作为“张乐平故居”对外开放，接受参观。我们家人在搬离前，将家具、物品、文物、古董等全部留下捐献给了政府，仅带走几个放着待查材料的纸箱。后来整理时，发现了父亲的那本剪贴本，以及两份与电影《三毛流浪记》拍摄有关的资料，一份是1948年父亲和制片人韦布伯伯签署的续约合同，一份是1949年父亲写给介绍人冯亦代叔叔的信。

　　续约合同全文如下：

张乐平（甲方）
韦布（乙方）
续约

　　甲乙双方曾于本年三月十二日凭中签订合约，内载明甲方以《三毛流浪记》摄制权售与乙方，并规定同年十一月十一日以前乙方应即开始拍摄，逾期甲方得收回该项权利等各条款。兹以乙方筹备不及，经央原中在甲方同情谅解之下，除维持该原约其他各点外，关于有效期一项甲方愿意延展两个半月（计自民国卅七年十一月十二日起至卅八年一月廿六日止）给予乙方筹备上之便利，乙方自应在延展期内开始拍摄，不再逾期，特立此续约各执乙份存照。

中华民国卅七年十月廿一日
甲方 张乐平
乙方 韦布
见议 冯亦代

电影《三毛流浪记》续约合同

　　父亲写给冯亦代叔叔的信，全文如下：

亦代兄：

　　大函敬悉，代韦布兄汇下之款早已如数收到，请释念。前闻老伯大人归西，未致慰问又未奠敬，甚以为歉，尚望原谅。老伯病久吾兄孝心已尽，可以自慰务勿过悲，保重为要。

　　三毛电影已将开拍，闻之甚为兴奋，此事之得能玉成，实赖鼎力不少，时以为感。“三毛”义展又蒙代为接洽成功，得使弟实现绘制流浪记之心愿，感激之余，亦即老兄提倡漫画之功也。关于日期，定于儿童节最为得当。请即向该会洽妥，展览场址亦可预定。必须在中心地点，会场亦须宽大，以免拥挤。

　　内容：（一）流浪记原稿三百幅，每幅大小为二英尺阔尺半高。（二）另绘义卖水彩画三十幅 ，取材均以各种流浪儿为造型。（三）再要大公报及四方书局捐助大批《三毛流浪记》《三毛从军记》《三毛外传》单印本义卖。（四）门票或三毛型别针。收入方面决有把握，此点可要该会放心。

　　近日因火车挤轧不堪，难于乘坐，一候稍得正常当即趋沪，再行面陈。唯此事吾兄接洽决定后尚请复我一函，免念为感。专此敬复祝
春安

弟乐平 上
二、八

1949年2月8日张乐平写给冯亦代的信

　　看到这两份资料，以及父亲的剪贴本，打开了我记忆的闸门。在这本剪报本里可以看到不少鲜为人知的故事。

父亲曾经准备收回版权

　　1949年1月8日《每周电影》（第二期）有一篇文章，标题为《“三毛”不上银幕的原因》，副标题为《版权合同一月后即告期满 原作人张乐平已决定收回》，写道：“张乐平的‘三毛’拍摄电影，传说甚久，然而至今未成事实，致一般要看‘三毛’电影观众，大为关怀。现经记者多方走探，得悉‘三毛’所以未上银幕的原因如下：张乐平的‘三毛’是由韦布购得的，韦布在抗战时期为新中国剧团负责人之一，现任红光剧院经理。‘三毛’版权自归他后，即以独立制片人资格与‘昆仑’公司谈妥拍摄‘三毛’，他与‘昆仑’权利各半，并由他担任制片主任。至‘三毛’剧本，现由阳翰笙编写，赵明、严恭分任导演，请陈鲤庭担任导演顾问。一切问题都已谈好，只等开拍，可是‘昆仑’场子却一直没空，于是开拍计划也终于延搁了下来，‘三毛’版权曾一度到期，后经韦布再三和张乐平商洽，才又连续一期，可是片子到今天还未开拍，而版权第二期的时间却又只有一个多月了，最近据张乐平对人表示：‘三毛’版权自卖给韦布后，拖延至今未开拍，他原意如早开拍，‘三毛’当已完成，可能接拍续集‘三毛’，而现在就是‘三毛’开拍，也不知道能不能够拍完，‘三毛’续集更是不必谈了。所以此次‘三毛’版权如再告期满，决不再续订了，决定收回，另交别家公司摄制，俾早日能使‘三毛’上银幕。照这样看，‘昆仑’可能拍不成‘三毛’了。”

确定三毛扮演者的时间是1949年2月

　　1948年12月11日《电影周报》报道：“名画家张乐平的漫画‘三毛’，从战前到现在，历史悠久，极博好评……‘三毛’的搬上银幕，是早有此意了，最后摄制权终于为韦布所购得；现在，则已决定与‘昆仑’合作，由《万家灯火》的剧作者阳翰笙编剧，而由严恭和赵明合导，陈鲤庭为顾问。《三毛》因为素材过多，所以决定分上下二集摄制，据闻外景地点也已经勘察过了，现在所未解决者就只三毛由谁来演的问题，逐鹿演三毛的演员是甚多甚多，但最后决定则尚未解决云。”

　　1949年2月20日上海《新民报》晚刊发表题为《银幕三毛——昆仑电影公司发现天才童星》的文章：“画上的‘三毛’在现实生活中随处可遇，开麦拉中的‘三毛’却大费周折，为了这一苦难孩子代表的选择，导演赵明和严恭曾化了半年以上的时间，几乎走遍了大上海的儿童团体，教养所，学校，难民所，经他们接触过的孩子不下数千。为了慎重其事，又曾一度登报公开征求，新年之后（注：旧时习惯把‘春节’称为‘新年’， 1949年大年初一是1月29日），更由导演摄取了最后选出的几个孩子的各种镜头，比较的结果，经该片制片人任宗德、韦布，顾问陈鲤庭，执行导演赵明、严恭一致同意，根据了‘头大，体瘦，及身段，生活体验，开麦拉经验，摄制期间技术上的方便……’等条件决定了由我们的小朋友王龙基担任‘三毛’。”

电影开拍的时间是1949年4月1日

　　1949年3月29日《铁报》报道：“‘昆仑’之《三毛流浪记》已定四月一日在‘中电’二厂开拍，除了主角三毛由王龙基担任，其余儿童演员则向育才学校转请……不料育才学生年龄较大，不合《三毛》片中所需。临时着急，又拉人向漕河泾艺术馆要求合作。”

　　1949年4月3日《大公报》报道（并附有图片）：“三毛跳上银幕了，这部电影中的三毛由一位童星王龙基担任，（现在还不到十岁），由昆仑公司摄制。导演赵明、严恭，摄影朱今明，化妆辛汉文。他们一行在四月一日上午到外滩开拍第一个镜头……饰三毛的王龙基，在拍完了一个镜头之后，跳到摄影机的后面，表现出很有兴趣的样子。王龙基为了饰三毛，不得不将他满头乌发剃成光头，头顶上加了三根假毛。”

　　1949年4月4日《东南日报》发表专题文章《儿童节前访三毛》，文章中写道：“这个戏是严恭导演，赵明副导演，辛汉文化装，预计四个月后可以和观众见面。全片外景非常多，占全景三分之二，漕河泾儿童托养所，各马路上，都有戏拍，明天还要在环龙路霞飞路拍外景。第一个镜是四月一日开拍的，那是动人而凄楚的‘三毛流浪在街头’。”

　　1949年4月17日《新闻杂志》发表专写王龙基的文章《银幕上的“三毛”》，写道：“‘三毛’在四月一日起开始拍戏了，第一个镜头，就是‘三毛流浪在街头’的外景。”

1949年9月电影还在拍摄

　　1949年9月10日《青青电影》报道：“昆仑公司的新片‘三毛’在加紧拍摄中……在“三毛”片中有一个舞会的大场面，搭满了中电二厂的整个摄影棚，上星期六开拍这个舞会的场面，邀请了全上海影坛红女星参加客串演出……中电二厂目前还是在军管时期中，所以门前还站着看守的解放军，进出摄影场大门的，不论大明星必需凭出入证，才能进场，因之，这一次临时演员的通告书上，同时附上一张临时出入证，才得入场。这一幕富丽堂皇的舞会布景中，演出的演员们都穿着新奇的服装，显示着当年豪门中的穷奢豪华的气象……上官云珠同她的小女儿姚姚，在片中扮了一对十三点母女……盛大的晚宴将举行了，门外来了一大群流浪的孩子们，他们都饥饿着没有吃，三毛就偷偷地到厨房里把大鸡大鸭全都偷给同伴去吃……”

　　1949年9月11日《影剧新地》报道：“《三毛流浪记》最后一堂大景是豪门大宴会，布景富丽堂皇，场面豪华盛大，其中男女贵宾均由第一流的男女演员担任，这是空前盛举，开中国电影史之新页，也只有在解放后的今天才能见到……（剧中）正在贵宾餐后休息的时候，三毛的朋友，小瘪三数十人冲了进来，于是贵宾们尖叫着，逃窜着，躲藏着……这混乱场面的拍摄，费了导演、演员不少精力，‘卡脱’之后个个都汗流浃背气喘不已。”

摄制组在开机前合影（1949年3月31日）

“三毛”和全体女演员合影（1949年9月）

张家和韦家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1949年11月，我家搬进了衡山路700号衡山公寓，和韦布伯伯家住在同一栋大楼。1950年6月，两家人又一起搬到了五原路288弄3号，我家住楼上，韦家住楼下。

　　父母亲和韦伯伯韦伯母成了挚友，我们两家的小孩子更是经常在花园里、弄堂里一起玩、一起疯。韦蔷是韦家老大，比我大三岁，我们两家小孩都叫她大阿姐，她是孩子王，我们经常聚在韦家小房间里，听她讲故事。288弄3号仿佛成了儿童乐园。

　　后来，韦家搬到了延庆路居住，再后来，随着韦伯伯韦伯母调到珠江电影制片厂，韦家全家搬迁到广州，但是，我们两家一直保持着联系。一部电影《三毛流浪记》，使得我们两家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摘自2022年第3期《上海采风》双月刊